青岛市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
山东省青岛市政府
青岛市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
市政府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危险房屋管理，保障房屋居住和使用安全，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危险房屋，是指结构已严重损坏或承重构件已属危险构件，随时有可能丧失结构稳定和承载力，不能保证居住和使用安全的房屋。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市南、市北、台东、四方、沧口五区，各县级市及崂山区、黄岛区的城区和建制镇，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第四条 青岛市房产管理局是本市城市危险房屋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
青岛市房产管理局设在市南、市北、台东、四方、沧口五区的房产管理处和各县级市、崂山区、黄岛区、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房产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各县级市、区房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危险房屋的行政管理工作。
第五条 城市房屋所有人、使用人，均应合理使用和维护城市房屋，并遵守本规定。
第二章 鉴定
第六条 青岛市房产管理局设立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以下简称市鉴定机构）和各县级市、区房管部门设立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以下简称各县级市、区鉴定机构），按规定的权限分工，负责城市房屋的安全鉴定工作。
第七条 市鉴定机构负责市南、市北、台东、四方、沧口五区内下列房屋的安全鉴定：
（一）属军产、外产、侨产及港、澳、台胞房产的房屋；
（二）属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风貌保护建筑的房屋；
（三）三层以上（含三层）或建筑面积在五百平方米以上的房屋；
（四）市鉴定机构认为应由其鉴定的房屋。
各县级市、崂山区、黄岛区、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属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房屋，由市鉴定机构负责安全鉴定。各县级市、区鉴定机构负责本辖区内除前二款规定以外房屋的安全鉴定。
第八条 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员，须经青岛市房产管理局资格审查合格，取得鉴定作业证书后，方可从事房屋安全鉴定工作。
第九条 进行房屋安全鉴定，必须有鉴定机构两名以上鉴定人员参加。对特殊复杂的鉴定项目，鉴定机构可聘请有关专家或邀请有关部门派员参与鉴定。
第十条 房屋所有人、使用人应定期对其房屋进行安全检查，发现有严重损坏或危及安全的异常迹象时，应及时申请鉴定机构进行房屋安全鉴定。
第十一条 达到下列合作期限的房屋，房屋所有人应申请鉴定机构进行一次房屋安全鉴定：
（一）使用期满六十年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含钢结构）房屋；
（二）使用期满五十年的砖混结构房屋；
（三）使用期满四十年的砖木结构房屋；
（四）使用期满三十年的简易结构房屋。
第十二条 申请房屋安全鉴定，应向鉴定机构提交房屋安全鉴定申请书，并同时交验有关证件和资料。
第十三条 鉴定机构进行房屋安全鉴定，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受理申请；
（二）调查房屋的历史和现状；
（三）现场勘查、测试；
（四）检测验算，整理技术资料；
（五）全面分析，论证定性，作出综合判断，提出处理建议；
（六）制作、发出房屋安全鉴定文书。
第十四条 鉴定机构在受理房屋安全鉴定申请后，对一般民用建筑应在三十日内作出鉴定结论；对工业建筑、公用建筑、高层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及风貌保护建筑的鉴定项目，应在六十日作出鉴定结论。其中，对属于特殊危险的房屋，鉴定机构必须立即作出鉴定结论。
第十五条 鉴定机构鉴定危险房屋，执行建设部《危险房屋鉴定标准》（ＣＪ13－86）。对工业建筑、公共建筑、高层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及风貌保护建筑等的鉴定，还应参照有关专业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进行。
第十六条 经鉴定属危险房屋的，鉴定机构须及时发出鉴定文书，并在鉴定文书上提出处理建议；属于非危险房屋的，须在发出的鉴定文书上注明其房屋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的有效时限，一般不超过一年。
房屋安全鉴定文书须加盖房屋安全鉴定专用章。
第十七条 经鉴定属危险房屋的，应按以下规定进行处理：
（一）观察使用：适用于采取适当安全技术措施后，尚能短期使用，但需继续观察的房屋；
（二）处理使用：适用于采取技术措施后，可解除危险的房屋；
（三）停止使用：适用于已不能使用，又无修缮价值，但暂时不便拆除，且不危及相邻建筑和影响他人安全的房屋；
（四）整体拆除：适用于危险且已无修缮价值，需立即拆除的整幢房屋。
第十八条 鉴定机构进行房屋安全鉴定，应按规定收取鉴定费。鉴定费的收取标准，由市房产管理局会同市物价局、市财政局制定，按规定的程序报批后执行。
第十九条 按本规定第十条规定申请房屋安全鉴定，经鉴定属危险房屋的，鉴定费由房屋所有人承担；经鉴定属非危险房屋的，鉴定费由申请人承担。
按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申请房屋安全鉴定的，鉴定费由房屋所有人承担。
第三章 治理
第二十条 房屋所有人对经鉴定的危险房屋，应按鉴定机构的处理建议及时治理；房屋所有人拒不按鉴定机构的处理建议进行治理或使用人有阻碍治理行为的，由房屋部门作出决定，指定有关单位代为治理或采取其他措施。发生的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第二十一条 危险房屋的治理费用，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应由房屋所有人承担。
治理的私有危险房屋属于出租的，房屋出租人可与承租人共同出资治理，承租人所付的治理费用可折抵租金或由出租人分期偿还。
第二十二条 治理危险房屋需使用人临时搬迁的，房屋所有人应及时通知使用人搬迁，治理完毕应及时通知使用人回迁；房屋使用人不得拒绝治理、搬迁，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由房屋使用人承担。
第二十三条 房屋所有人对危险房屋进行治理，需到有关部门办理各项手续时，各有关部门应给予及时办理，以免延误时间而发生事故。
第二十四条 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危险房屋，并需拆除重建时，有关部门应按规定给予支持。
第二十五条 经鉴定确认的危险房屋，在治理期间或未恢复正常使用前，房屋所有人不得隐瞒事实进行房产交易。
第二十六条 经鉴定的危险房屋是异产毗连房屋的，各房屋所有人应按《青岛市城市异产毗连房屋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共同承担治理责任。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违反本规定，由房产管理部门依照城市房产管理的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十八条 因危险房屋的治理、使用等发生的房产纠纷，由当事人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城市房产纠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九条 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应秉公办事。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或有其他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本规定具体执行中的问题，由青岛市房产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2年11月18日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浙江大学法学院 朱晓燕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至少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的夏朝已经建立了国家，形成了法制 。中华法制不仅起源早，而且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所仅有的。因此中国法制的历史沿革非常清晰，无论是某一部法典，还是某一项制度 ，都有清楚的源流关系，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系统。
一． 法制的起源
法制萌生于春秋时期。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一种封建制度。国家是在家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当时的国家的体制是一种家国一体的体制，在社会上是一种宗法制，国家的人际关系都按礼的原则来建立。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封建制开始解体。体现在国家方面就是直接导致了天子、国王力量衰微，诸侯崛起；体现在诸侯国中就是国家内部卿大夫的势力强大起来，开始控制了诸侯国的权力，接下来开始篡夺君位；体现在封邑层面上，就是家臣凌主；在社会这个层面上，从前维系社会关系的这一套纲纪逐渐失效，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现在国家方面是诸侯力征，同时大国兼并小国，一方面大国要侵占更多的土地，侵略小国，小国要自卫，天下混战，国与国之间没有基本的规则，无论大国、小国都希望富国强兵。法家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张，法治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扩张君权，以法治国。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于鼎”（刑即为法），后来，晋国也“作刑书”。郑国与晋国先后采取了把刑法铸在鼎上，制定刑法，公布刑法，推行法治。这在当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具体体现在：开辟了公布法先河，向民众公布法律，使得民众也可按照这种明示的法律来解决社会争端。而在这以前，法律都有一种随意性和神秘性。在此之后，法律开始具有公开性。
二． 法家的法治思想
韩非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法,就是统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张。韩非子强调治国要有法治，赏罚都要以“法”为标准。法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法外。韩非子说：“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也就是说，在“法”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术”就是国君驾御群臣的权术，由国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们摸不清国君的心理，不敢轻举妄动，背后搞鬼。“术”最先由申不害提出。但韩非子认为，申不害重术不讲法，往往造成新旧法令相互抵触、前后矛盾；商鞅重法不讲术，则难于对官吏察辨“忠”和“奸”，导致国君的大权旁落于大臣之手。所以韩非主张“法”和“术”必须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同时,韩非子还认为，“势”就是国君占据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也是统治者实行统治的必要手段之一。“势”的理论最终是由慎到提出的。韩非子吸取了这一理论，他认为，要推行法令和使用权术,必须依靠权势；没有权势，既使是尧这样的贤明君主，连三户人家也管理不了。因此,韩非子提出“抱法而处势”的主张，认为只有稳固地掌握了权势，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术。
法家主张审时度势，“法后王”，“法今圣”，而不“法先王”。商鞅明确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这种进化的历史观，坚信“当时而言法，因事而制礼”，从而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①。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历史进化，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②，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所以，“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而“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③。那些根本不了解古今治乱变化的人，反而竭力讴歌先王之法，颂扬先王之书，这只会加剧今世的动乱，绝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因此，“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④，而是仔细分析研究当代面临的问题，根据现实来制定各项措施。
法家崛起于战国时代。这个时候，“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西周分封制已经崩溃。到战国初年，周王室早已是形同虚设，其地位与一般小国无异。春秋时代的一百余国，这时也仅存十余国，整个中国为战国七雄所主宰。而七雄的大规模兼并战争，也正在推动着中国从封建割据走向封建统一，在这种不可逆转的形势下，维护周制、重建分封，不但没有任何可能，而且从根本上说，乃是历史的倒退。法家顺乎潮流，力倡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力主普遍推行郡县制度。商鞅说过：“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⑤众多的县，都实行统一的政治制度，就可使人人遵从，奸官就不敢饰非，替代者就不敢更易制度，因过而贬黜的官吏就不能掩饰其错误。推行县制，由中央任免地方官员，把县变成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不再是独立、半独立的王国，这样就把全国的军政大权集中到了中央，从而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政体，有利于从劫乱走向安定，从割据走向统一。韩非又进一步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⑥进一步发展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
法家主张“一断于法”，而不论亲疏、贵贱、上下、尊卑。《商君书·赏刑》说道：“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败于后，不为亏法。”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家主张的“刑无等级”有两大特征：第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在次列），第二是废除贵族（不论旧贵族还是新贵族）的赦免和赎刑特权。这两点都是对西周以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彻底否定。由于破除了贵族人治，代之以国家法治，因而加强了君主集权，不但大大有助于军令、政令的统一，而且为后来战胜山东六国，实现全国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又别置“法官”作为主管吏民法律的顾问，以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增进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这种法律观念，一直为后来历朝历代所承袭，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廉吏执法与法制建设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记载。清明的吏治是实施法制的必要条件，也是法制建设的内在要求，它反映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康程度。
中国古代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深深地认识到治吏对推行“法治”的重要意义。先秦时，法家提出“名主治吏不治民”的论断，其实质不在于轻视和否定治民，而在于强调吏治的重要性。孔子“为政在人”的观点突出强调了君主与官吏在国家治乱和“法治”兴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更明确地阐述了“法”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作为统治者的“人”决定着作为国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执行和适应变化，都离不开“人”的灵活、廉洁和清明。荀子重视人治，并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发挥法的作用与功能要靠人，官吏守法和秉公执法是治国之关键。唐“贞观盛世”的出现是与唐初官吏的清正廉洁，带头守法分不开的。
法制历史深刻地告诉我们：徒法不足以为治，繁法也不足以为治，制定严密完备的法令是容易的，而真正要使之付诸实施并深入人心则并非易事，它要通过执法者公平的执法和广大民众自觉的守法来实现。因此，我们说，良法与廉吏是实现法治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它们相互联系，承前接后，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在法制建设中，立法要从实际出发，结合社会现实，根据社会要求，能够真正反映社会生活，指导并规范人们的行为。但是立法只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前提，只有依靠秉公执法的官员才能够使国家立法走向现实，如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则无异于虚设之条文。
四． 法治的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盛世局面，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盛世所表现出的共同特征就是社会秩序稳定，吏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封建法制相对健全和完善。良好的法律秩序成为盛世最明显的标志。法盛则政兴，古代盛世局面的出现所体现的共同特征就是：重法、守法，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于封建法律，不徇私枉法，不枉杀臣民，不僭越法律。
封建“法治”与现代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封建法律的服务对象是地主阶级，其着力维护的是专制主义统治，法律是皇帝的御用工具，法自君出，皇帝可一言立法，也可一言废法，权大于法。尽管如此，封建盛世的出现，内在地需要“法治”的支持，封建法制中许多内在规律成为法盛政兴的必要条件。深入法制历史，分析法制现象，从封建法制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法制经验和规律，不失为今天法制建设的有益借鉴。
在法自君出的封建社会里，皇帝一方面凌驾于法律之上，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遵循法律的规范。汉文帝以身作则，奉公守法，才有了张释之的执法公平；唐太宗有“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的思想，才有了功臣屈法而下诏治罪之举。在保证法令顺利实施方面，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制中最有特色并且历史悠久，其主要职能是监察百官，纠举失职，监督司法，以使官吏执法不阿。中国古代的监察机关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自成体系，不受行政系统的干涉。为充分发挥其职能，历代都由皇帝掌握监察御史的任用权。监察御史虽品级不高，权力却非常大。也正因为如此，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监察机关确实起到了应有的法律监督作用，为封建法制的推行起到了极大的保证作用。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既有特色，也很有显示借鉴意义。
依法约束权力，法制就能得以维持，盛世就有出现的可能；权力超越了法律，社会秩就会混乱，衰世就必然出现。以法律约束权力是维系法制的根本，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
法制推动社会的发展，调整社会关系，保证国家的政治制度，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它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历史证明，重视法制就会推动社会的发展，使国家昌盛富强；破坏或淡视法制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导致政权的衰败。可以说，“法治”是盛世的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认识到了法治对一个国家盛衰的作用，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这就使得民主法制环境大有改观，司法执法队伍不断扩充，纠正了以往不讲法制，强调人治的作法，司法和执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国的司法执法状况与法治的内在要求仍相距甚远，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治观念仍然没有根本消除，权大于法的现象仍很突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贪赃枉法的现象仍很普遍。我们知道，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也必然损害法制，影响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立法定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施，而严格高效地实施法律取决于司法执法机关的活动。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就是司法和执法的公正，只有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严格守法、依法办事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与权威，保障社会主义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
注释：
①《商君书·更法》
②《韩非子·五蠹》
③《韩非子·显学》
④《韩非子·五蠹》
⑤《商君书·垦令》
⑥《韩非子·扬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