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动物防疫条例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内蒙古自治区动物防疫条例
(2002年9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 85 号
2002年9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动物防疫条例》，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2002年9月27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动物防疫工作的管理，预防、控制和扑灭动物疫病，促进养殖业发展，保护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扑灭以及对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和动物防疫监督等活动。
进出境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动物，是指家畜家禽和人工饲养、合法捕获的其他动物。
本条例所称动物产品，是指动物的生皮、原毛、精液、胚胎、种蛋、乳以及未经加工的胴体、肉、脂、脏器、血液、绒、骨、角、头、蹄等。
第四条 动物疫病以预防为主，实行分级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动物防疫工作的领导，落实动物防疫责任制和疫病分级管理制度，制定动物防疫规划和重大动物疫病防治应急预案。
第五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工作。计划、经贸、财政、卫生、林业、工商、交通、公安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共同做好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工作。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工作。
第六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必要的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基础设施投入。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并保证及时足额到位。
检疫收费、收缴的罚款以及没收的违法所得，应当上缴国库。
第二章 动物疫病的预防
第七条 自治区对严重危害养殖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动物疫病实行计划免疫、驱治制度，实施强制免疫、驱治。
实施计划免疫、驱治的动物疫病，实行免疫标识管理制度。
第八条 实施计划免疫所需疫苗，由自治区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统一组织订购、供应。
预防和扑灭动物疫病所需的药品、生物制品和有关物资，应当有适量的储备，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九条 旗县级以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对本辖区的动物疫情进行检测和监测，并按规定的时限报告动物疫情。
第十条 种用、乳用动物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健康合格标准，具体管理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
禁止销售、使用未达到国家规定的健康合格标准的乳用、种用动物及其遗传材料。
第十一条 保存、使用动物源性致病微生物的，应当遵守国家规定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并向所在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备案。
因科研、教学、防疫、生物制品生产等特殊需要而运输一类动物疫病病原微生物或者病料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运输。
保存、使用、运输动物源性致病微生物或者病料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水、污物及动物尸体等，必须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
第三章 动物疫病的控制和扑灭
第十二条 发生一类动物疫病时，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立即发布封锁令，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封锁、隔离、扑杀、销毁、消毒、紧急免疫接种等强制性控制、扑灭措施，迅速扑灭疫情，并通报毗邻地区和有关部门，必要的时候，启动重大动物疫病防治应急预案。
二、三类动物疫病呈暴发性流行时，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在封锁的疫点、疫区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一)疫点、疫区周围应当设立警示标志，出入口设临时检查消毒站(点)，配备消毒设施；
(二)禁止运出动物、动物产品及污染的物品，禁止人员、车辆出入，因特殊情况需要出入的，经现场指挥机构负责人的批准，严格消毒后方可出入；
(三)关闭动物、动物产品交易市场、动物屠宰场，停止动物产品生产、经营活动；
(四)立即组织畜牧兽医、公安等有关部门对所有染疫和同群易感动物进行扑杀，并采取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措施；
(五)染疫动物接触过的用具、圈舍、场地以及动物粪便、垫料等受污染的物品，在动物防疫监督人员的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
(六)饲养的易感动物应当实行圈养或者在指定地点放牧，并采取普查、监测、紧急免疫接种等措施。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隐匿、转移染疫动物及易感动物。
第十四条 在受威胁区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易感动物进行紧急免疫接种，建立免疫带；
(二)禁止从疫区引进动物、动物产品和到疫区放牧；
(三)关闭动物、动物产品交易市场。
第十五条 疫区封锁的解除，须经上一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验收同意后，由原发布封锁令的机关发布解除封锁令，并通报毗邻地区和有关部门。
第十六条 疫区内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作出的有关控制、扑灭动物疫病的规定。
为控制、扑灭重大动物疫病扑杀动物造成的损失由各级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给予适当补偿，因拒绝强制免疫而发生疫病被强制扑杀的，不予补偿。
第四章 动物和动物产品的检疫
第十七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检疫管理办法和检疫对象，依法对动物、动物产品实施检疫。
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对动物、动物产品实施检疫。
第十八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设动物检疫员具体实施动物、动物产品检疫。动物检疫员应当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实施检疫。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在苏木乡镇畜牧兽医站和其他有条件的单位聘用专业兽医人员，作为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派出动物检疫员，代表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执行规定范围内的检疫任务。
动物检疫员应当按照检疫规程实施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并对检疫结果负责。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迫使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和动物检疫员违反规定出具检疫合格证明。
第十九条 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实行报检制度。
动物、动物产品在离开产地前，其所有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所在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申报检疫。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在接到申报后，应当及时派人到场检疫。
第二十条 经检疫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检疫合格证明并对动物产品加盖或者加封验讫标识。
动物产品的包装材料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动物防疫条件，包装的外表应当加封检疫标识。
经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由货主在动物检疫人员监督下作无害化处理，无法作无害化处理的，予以销毁。
牛、羊、猪等动物无免疫标识的，或者免疫标识不符合规定的，不得出具检疫合格证明。
第二十一条 自治区对生猪实行定点屠宰、到场检疫。其他定点屠宰动物的种类和区域范围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
定点屠宰场、肉类联合加工厂和经营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凭有效消毒和检疫合格证明收购、屠宰动物，不得收购、屠宰未经检疫的动物。
第二十二条 禁止买卖、运输、加工、储藏未经检疫的动物、动物产品。
第二十三条 从自治区外引进种用动物及其精液、胚胎、种蛋和乳用动物的，应当在引进前到输入地旗县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办理审批手续，引进后七日内到原审批机构登记备案。
引进的种用、乳用动物必须隔离观察三十日以上，经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检疫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二十四条 人工饲养、合法捕获的可能传播动物疫病的野生动物，须经饲养地、捕获地或者接收地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检疫合格，方可出售和运输。
第五章 动物防疫监督和管理
第二十五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依法对动物防疫活动进行监督。
动物防疫监督工作人员在执行监督检查任务时，应当出示证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支持配合。
第二十六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在执行公务时，可以对动物、动物产品抽检、留验，无偿采样；查询、索验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对不符合规定的动物、动物产品依法进行处理。
第二十七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收费办法，不得擅自增减收费项目或者变更标准。补免、补检、补消毒可加一倍收费。
第二十八条 经铁路、公路、水路、航空运输动物、动物产品的，托运人必须提供检疫合格证明方可托运；承运人必须凭检疫合格证明方可承运。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有权对动物、动物产品运输依法进行监督。
运输途中患病动物、病死动物及染疫动物产品和粪便、垫草、污物及包装物等必须按照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处理，不得随意处置。
第二十九条 新建、改建、扩建动物饲养场、孵化厂、动物交易场所、定点屠宰场、肉类联合加工厂和动物产品储藏场所，选址、布局、设计、建筑应当符合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动物防疫条件，并接受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监督。
第三十条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动物饲养场、孵化厂、动物交易场所、定点屠宰场、肉类联合加工厂、动物产品经营加工储藏场所等单位和个人，应当符合国家、自治区规定的动物防疫条件，并取得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动物防疫合格证》。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对肉类市场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一条 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必要的设备，并取得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动物诊疗许可证》。
因动物诊疗活动引起的医疗事故和技术纠纷，当事人可以向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技术鉴定或者裁决，也可以直接提起诉讼。
第三十二条 检疫合格证明、验讫印章等动物防疫证章、标识不得转让、涂改和伪造。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改正，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拒不改正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依法代作处理，处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一)对饲养、经营的动物不按照国家和自治区免疫计划进行免疫接种的；
(二)从自治区外引进种用动物及其精液、胚胎、种蛋和乳用动物，未在输入地旗县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手续或者未隔离观察的；
(三)动物、动物产品在离开产地前未申报检疫的；
(四)随意处置患病动物、病死动物及染疫动物产品和粪便、垫草、污物及包装物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人员、车辆出入封锁区时，未经批准的；
(二)对封锁疫区内的动物未实行圈养或者未到指定地点放牧的；
(三)隐匿、转移封锁疫区内染疫动物和易感动物的；
(四)从封锁区内运出动物、动物产品及污染物的。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保存、使用、运输动物源性致病微生物或者运输动物病料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屠宰、买卖、加工、储藏未经检疫的动物、动物产品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对未售出的动物、动物产品，依法补检，无法补检的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销毁；情节严重的，吊销《动物防疫合格证》。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未取得《动物防疫合格证》，从事动物饲养、经营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活动，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未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具体处理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转让、涂改、伪造动物防疫证章、标识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没收违法所得，收缴动物防疫证章、标识；转让、涂改检疫合格证明的，并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超过5000元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伪造检疫合格证明的，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超过3万元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阻碍、拒绝动物防疫监督工作人员和动物检疫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有关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引发动物疫情，给他人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动物防疫监督工作人员、动物检疫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撤销相应资格：
(一)对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出具检疫合格证明，加盖或者加封验讫标识的；
(二)对经检疫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不出具检疫合格证明的；
(三)对无害化处理未履行监督职责的；
(四)买卖或者交付他人使用动物防疫证章、标识的。
因前款规定的违法行为给有关当事人造成损失、损害的，由其所在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三条 动物防疫监督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隐瞒和延误疫情报告，伪造检疫结果，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扑灭工作中不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上级人民政府或者监察机关依法追究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浅析物权变动中的善意、恶意
刘成江
一、民法学中善、恶意的概念界定、判断标准及其在物权变动中的适用处境
善意、恶意是行为人对他所实施的行为及其后果的一种心理状态，是民商法上的重要范畴。善、恶意的区分，是适用法律的逻辑结构中认定法律事实这一小前提中的内容，关系到以法律评价系争事实对于拟适用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是否有作用。尽管善、恶意的法律适用起源于罗马法，但至今，关于“善意”与“恶意”的概念界定仍然是众说纷纭。近现代民事立法大多在以下二种意义上使用“善意” 一词：一是指行为人动机纯正，没有损人利已的不法或不当目的的主观态度；二是指行为人在为某种民事行为时不知存在某种足以影响该行为法律效力的因素的一种心理状态。再者，民法学对善意的判断有“积极观念说”与“消极观念说”两派观点，前者要求行为人在为某民事行为时“相信”其行为有法律依据或其行为相对人权利合法，依该说，善意无法与“怀疑”并存；后者仅要求行为人“不知”、“无法知道”或“不应知道”其行为无法律依据或其行为相对人缺乏合法权利， “有怀疑”的情形并不被排除在外。善意的反面则是恶意。在民法上，关于行为人“明知”其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或其行为相对人缺乏合法权利作为恶意无可非议，但对于“应当知道而不知”的情形则莫衷一是。有的学者主张“无怀疑，且尽到相当注意而仍深信不疑方为善意”，即“应当知道而不知”为恶意。各国有关善、恶意的具体认定，也存在差异。如德国民法规定受让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的情形，不为善意。日本民法则规定受让人须为善意且无过失时，方可适用善意取得，要求比德国民法要严格一些。
笔者认为，只要行为人“不知”、“无法知道”或“不应知道”其行为缺乏法律依据或其行为相对人缺乏合法权利，即推定为善意；若能证明行为人“明知”，则判定为恶意；对于“应当知道而不知”（即过失）的情形，可作具体分析：若行为人因欠缺一般人起码的注意，为重大过失，依“重大过失等于恶意”规则，推定为恶意；若因“欠缺有一般知识、经验的人诚实处理事务时所需的注意，为一般过失；而若缺乏极谨慎、勤勉和精细的注意，为轻微过失”；这两种情形可不认定为恶意。由此可知，善意的概念可界定为“行为人不知，无法知道、不应知道或因轻微、一般过失而不知其法律行为缺乏权利基础的主观状态；恶意的概念可界定为”行为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其法律行为缺乏法律依据的主观状态“。
在物权法中，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的善、恶意在以下处境适用：原属A财产现被B占有（或为登记名义人），在B 无处分权的情况，第三人C与B交易并试图获得该财产所有权。在此处境，若第三人C不知道，无法知道、不应知道或因轻微、一般过失而不知道（以下简称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B无处分权时，法律认定C 为善意；相反，当C知道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B无处分权时，则法律认定C为恶意。用法律关系模型表示即：A（事实所有权人）—B（法律所有权人）—C（第三人即交易相对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所有权人A与C 进行交易，则因A作为所有权人有当然的处分权，此情形下，法律无有评判C的善、恶意的需要。用关系模型表示即：A或B（即在事实所有权人A与法律所有权人 B重合的情形）（这一点特别重要，人们往往忽视其重合的情形或视重合的情形为上述：A（事实所有权人）—B（法律所有权人）—C（第三人即相对人）的情形。这是造成对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善、恶意认知混乱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重点。）—C（交易相对人）。所以，对物权变动中善、恶意的探讨，是在A—B—C这一法律关系模型中进行的。在此关系模型中，A并不参与交易关系，交易关系当事人为B与C ，对C的主观状态究为善意或恶意的法律认定及进一步的责任追究，仅作为平衡原权利人A的静态物权保护与第三人C的交易安全保障的码键。
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善、恶意的适用处境有二：一是属A物权客体被B自主、和平、公然占有且达一定期间，在B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自己无权占有的情况下，法律可否允许B依时效取得制度取得该物权客体；二是添附制度所导致的动产所有权变动的情形。若添附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添附材料非属自己所有时，能否阻却其获得添附物的所有权，以及恶意在失权者债权法救济中意味着什么。
二、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的善、恶意
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善、恶意的认定，因立法模式不同而有不同。大陆法系各国立法，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即物权变动的意思主义、债权形式主义和物权形式主义。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弊端已成共识。目前学术界争论最大且定论难成的是，我国物权立法究采债权形式主义还是物权形式主义。反对物权形式主义者的“最锐利武器”就是：“如果买受人已将标的物转卖，第三人即使属于恶意也能取得所有权。出卖人不能对该第三人行使任何权利，他只能向买受人请求返还转卖所得价金。”
由上文可知：探讨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的善意与恶意，非在A—C法律关系模型中进行。只有在A—B—C法律关系模式中，因出现了人与物法律关系上的事实所有权人与法律所有权人的分离，才使得C的主观可责难性与否的法律考察成为可能和必要。若C知道或因重大过失不知道B无处分权而受让本属A财产，则C主观上构成恶意；相反，C不知或不应当知道，即属善意。我本人的研究认为：这些情况仅属于问题的“一般性状态”。这种一般性状态应包括“占有委托物和占有脱离物”两种情形。（公示公信原则的适用是对实际无权处分者依公示方式的有权推定，而所谓“无权者的有权推定”，就已经包涵了事实所有权人与法律所有权人的分离；善意取得的概念中的“买受人出于善意受让出卖人无权处分的他人动产”，也已经表明了事实所有权人与法律所有权人的分离。占有脱离物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也是公示公信原则得以适用的情形，对此等问题的考察，容后进行。
现在，我们将重点放在对问题的“非一般性状态”的探讨上。所谓非一般性状态，笔者认为是在“占有交易物”下的状态。其适用处境如下：A将己所有的或者有权处分的财产依买卖行为移转予B， B受让该财产后又转让予C.此处境下，设C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不知道AB间的财产转让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C在主观上是否构成恶意。因各国立法所采物权变动的立法主义不同，对C是否在主观上构成恶意的法律认定也就有相当的不一致。债权形式主义认为：在C明知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AB间的物权变动的买卖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已构成了恶意，不予法律保护。从逻辑推理来看，上述结论是正确的——恶意当然是不予法律保护；但是，从事实判断来看，C明知或者因重大过失不知AB间物权变动的买卖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是否构成恶意？如果其无从构成恶意的话，则谈何“恶意不受保护”！？。
笔者认为：不论是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还是物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在占有交易物的处境下，C的明知或者因重大过失不知AB间物权变动的买卖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都不构恶意。
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下：
（一）在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的处境。依据我国《合同法》第十三条关于合同成立的规定，第五十八条有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合同不成立或无效时，物权不发生变动，即物权仍然归属于A，而B之占有（或登记）属A财产是基于A的意思的占有，属于“占有委托物”的处境，符合上文A—B—C法律关系模式。因此，C在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不知道B无处分权的情况下受让该财产时，因其主观状态的恶意而应受到法律的制裁；反之，则有公示公信原则和所谓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这种处境实际上是上述“一般性状态”。
（二）在合同可撤销的情况。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因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和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或者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是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是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从我国合同法的这三条规定可以看出：对于可撤销的合同，在A行使撤销权之前，该财产不可能既不属于A也不属于B或者既属于A也属于B或者属于A而不属于B.已移转的财产归属于受让人B是清晰而确定的。所以，在A行使撤销权之前，B对该物享有所有权，C受让B有所有权的财产符合上文圈定的第二种法律关系模型，即A—C.在B的占有符合“占有交易物”的处境，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移转该物权的原因行为可撤销时，并不构成法律上的恶意，或者说是无所谓C之主观是否善、恶意。
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下：
物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严格区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认为物权变动的直接原因来源于物权行为，且物权行为具有无因性。这样以来，在一个典型的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如买卖中，合同如果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物权变动不受其影响。所以，在B受让A移转的物权后，即使债权行为即买卖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只要物权行为成立或生效，则物权将确定的发生转移。此时，B作为物权人当然享有处分权，C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不知道A与B间的买卖合同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也不构成主观上的恶意，或者说是无所谓C之主观是否善、恶意。与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下的合同可撤销而未撤销时的情形相同，B具有与A同质的财产法地位，B的占有符合“占有交易物”的情形。
作为体系性关联，在此有必要涉及对公示公信原则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关系问题。
当然，“基于依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概念项下谈善意取得制度，需要解决一个前提——善意取得之性质属于法律行为吗？我国民法学通说向来认为善意取得为原始取得，但笔者赞同“善意取得的性质是法律行为”的观点。因是之故，笔者将其放在“占有交易物”概念项下的讨论。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本文的第一个结论：在物权变动的物权形式主义理论框架内，对在B“占有交易物”的处境，C之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A与B 间的“债权行为” 或不成立、或无效、或可撤销时，不构成恶意。在债权形式主义，只有在合同可撤销的情况，有B之身在“占有交易物”的处境。此处境下C之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A与B 间的“债权行为” 可撤销时，也不构成恶意。实质上，上述处境下的B都有物权处分权的法律制度安排，已使C之主观上善、恶意与否的法律认知变得毫无意义。也就是说，所谓“不构成恶意”实质上是“无所谓善、恶意”。但是，对此法律制度之安排，债权形式主义在不能认识物权形式主义理论之精致的同时，也不能很好的认识自己。既热衷原权利人失权后的债权法救济，又倾情对“占有交易物”所追求的物权归属状态的维护和信任，并以此使第三人的交易安全获得最大限度的保障——这就是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原理的奥妙所在。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