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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袭警罪”之设定

李钢


当前我们的公安民警在执行职务之时遭受侮辱漫骂甚至暴力攻击的事件频频发生，引起了公安部高层的高度重视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社会上由此掀起了一股设立“袭警罪”与否的激烈辩驳，双方皆引经据典，有支持者列举美国之“袭警罪”立法例，笔者认为这具有盲目的“国际接轨”倾向，立法应该立足于国情，我国的民主法制进程和人文民情都没有达到设定“袭警罪”的必要程度。笔者认为我国暂没有设定“袭警罪”的必要。
公安机关是承担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行政部门，它在政府行政体制中的性质定位为具有特殊强制执法权和特定执法职能的武装行政执法部门，无论它担负什么样的职能，无论法律赋予它什么样的权力，它也只是国家和人民的行政执法单位，人民警察也仅仅是行政执法单位的执法人员，与税务、工商、交通、城管等行政执法部门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也理应得到平等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保护。公安民警作为行政职能部门的执法人员，勉强可说是特殊执法群体，却万万不是特权群体，“袭警罪”的设立会使公安部门陷入特权部门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艰难处境，更加增添“公安老大”的色彩，会进一步拉大公安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距离，疏远警民关系，这样的执法环境则更加不利于我们的人民警察顺利地执行任务，更无从谈及更好地保护人民警察合法利益。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更加复杂化，我们的民警在执法中碰到阻碍或暴力抵抗甚至暴力袭击时有发生，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是符合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而且对于以上行为的打击和对受害民警的保护我们的《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已有明文规定，笔者认为刑法典中的妨害公务罪已可涵盖袭警这一严重危害行为，而且其他执法、司法人员亦可能遭遇袭击，若单设“袭警罪”会导致法律不协调、不公正、不合理；一般的袭击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也有比较完善的规定，这些都是对我们民警执法合法权益的保护规定，只要将法律规定贯彻实施，袭击行为依法受到惩罚，我们民警的权益自然能得到保护。假如非要设立“袭警罪”以保护民警，那么是否应将“妨害公务罪”肢解为袭击税务人员罪、袭击工商人员罪等罪名，有谁敢说税务、工商等机关的职能就不重要？难道它们就应该比公安机关的地位低？这难道不是在培植特权、保护特权吗？这是公然违反立法原则和法制精神的。既然法律对之已有了必要而充分的规定，又何必去浪费有限的立法资源多此一举呢？
公安机关担负着打击违法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群众安全的职责，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违法犯罪活动呈现出复杂化、多发化、科技化、暴力化等特点，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职责本身就必然决定了他们执法所面对的危险性、艰巨性。在执法中遭遇抵抗和暴力攻击是符合公安工作基本规律的，我们党和政府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并通过采取多种措施对受伤和牺牲的民警及家属予以补偿和抚恤。我们所应该做的是更好地提高我们民警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能力，不断加强业务技能训练，增加科技投入，真正提高与违法犯罪分子做斗争的综合能力，以此来尽量减少民警伤亡事件的发生，并由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做好受害民警的安抚工作，而不是动辄就要立法，设立“袭警罪”就能减少民警的伤亡了吗？君不见“盗窃罪”的设立并没有使盗窃行为销声匿迹。这是“立法依赖症”的体现，是对立法功能的误解，是法律万能主义的表现。
袭警行为的主体笔者将之总结为三类：①危险性较高的犯罪分子，②危险性不大的一般违法分子，③一般人民群众。对于第一类主体的暴力抗法行为我们的人民警察自然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权力和程序使用枪支、警械等措施去完成任务，进行自保防卫，这是我们民警的工作和职责，假如不幸伤亡，这也是我们的行政执法成本的应有内容，后果是依法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对民警进行补偿，更进一步的是总结提高，减少伤亡。如果是第二、三类主体，那么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不能简单地以暴制暴。公正和倾向保护弱者是现代法律的基本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原则，在与一般人民群众打交道时，我们必须坚守“执法为民”、“公正、文明执法”的理念，实践中这样的袭击行为往往起因于情绪激动、对政府行为的不理解，公安民警野蛮执法、徇私执法、违法执法等，这些都应该纳入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应该通过温和的综合治理途径去解决，而切不可将之片面定性为袭警行为，人为地将之上升为敌我矛盾，恶化警民关系，损害政府的形象，破坏党的执政根基。我们应该将更多的精力花在如何更好地提高民警的执法素质，不段规范执法行为，加强执法监督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建设，更好地实现公正执法、文明执法，更好地树立亲民的形象，融洽警民关系，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这才是解决袭警事件频发的根本之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并没有设立“袭警罪”的必要，应该按照现有法律规定依法保护民警合法权益，并应努力加强公安机关自身的建设，规范执法，加强监督，贯彻实践执法为民，做到公正、文明执法。




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

杨东


本文论及夫妻共同财产执行中的几个常见问题。文章自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到夫妻一方作被执行人时对另一方的追加，以及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三个方面。因本人从事执行工作时间尚短，许多问题尚未深刻理解，只期本文能有抛砖引玉之功。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对夫妻财产及债务的处理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然而，即使经过了法院的判决，在民事执行中的夫妻财产及债务问题仍旧是比较突出的问题，难以妥善解决。执行中的夫妻财产及债务问题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夫妻一方作为被执行人时另一方的追加问题，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下面分别论述如下：
一、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在执行中，所依据的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支付令等法律文书，本文暂以判决书为例进行分析），所载明的义务负担人可能为夫妻双方或夫妻一方，以及有夫妻承担不同责任的情形。若夫妻双方为义务的共同负担人，执行中自然以夫妻共同财产及夫妻双方的各自财产分别执行。问题在于，如生效判决中，仅仅列名夫妻一方为义务承担人时（离婚、抚养费等纠纷暂不讨论），如何确定可以执行的财产范围。
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是夫妻共同承担的债务，究其根源，是夫妻双方对负债同时或之后获得了利益。以夫妻双方名义共同负债，自然可以直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案件审理中，夫妻为必要共同诉讼人。在执行中，夫妻双方均为被执行人。如夫妻一方婚前以个人名义负债的，债权人是否有权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三条规定，“债权人就一方婚前所负个人债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可见，一般情形下是不能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除非债权人能够证明负债的利益为夫妻所共享。但这一举证难以实现，一者婚姻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为夫妻一方的财产，即如果负债人在婚前负债，并用于购置财产用于婚后生活，但上述财产的所有权仍旧为夫妻一方所有，债务人随时有权不经配偶同意而自行处分上述财产，债权人难以确定债务人配偶是否真正获得利益。二者，婚前负债，用于婚后生活的，除了价值比较大的财产如房屋、车辆外，债权人无法证实债务人是自行消费或挥霍，还是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中。
婚后的以个人名义负债的情形较多，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应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除非债务人的配偶能够提供相反的证据。虽然以个人名义举债，及时所借款均用于个人利益，但对于夫妻这一经济共同体来说，一方受益，意味着家庭受益，经济共同体受益。夫妻一方经商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一方经商所得利益早已施之于其配偶。至于刑事附带民事责任产生的赔偿债务，因刑法的基本原则是责任自负，由刑事责任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也应当由犯罪人自行承担为宜，不应扩大为夫妻共同债务。比较有争议的是过失犯罪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是否能够扩张为夫妻共同的赔偿责任，例如交通肇事最的附带民事赔偿责任。有申请人坚持认为，婚姻关系既然有享受婚姻的利益，必然也应承担婚姻带来的负担。债务人驾驶车辆，其配偶在其平时即已经享有此利益，至于发生交通事故，债务人被认定同时构成交通肇事罪，由此带来的赔偿问题同样是驾驶车辆本身存在的风险负担。确实，在过失犯罪而导致的附带民事赔偿责任中，若债务人的配偶不承担责任对债权人十分不利。此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从立法意图上看，是债务自负，谁负债谁承担为原则，负债产生的利益转移负债则承担转移为例外。类似的，在执行中，申请人表示被执行人的借款被用于家庭的农业生产和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及抚养，既然被执行人现无力承担还款义务，应当由被执行人的有履行能力的成年子女承担。债务人以自身名义借款，原则上应由债务人自行负担债务。若有充分证据证实债务人的借款被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依据上述立法意图，可以裁定由被执行人的子女承担还款责任。当然，在无明确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情况下，中国又无判例制度，应该没有哪个法官敢以自身工作为赌注作此判例的。
婚后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负债的，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付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两个例外情形是，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债务为个人债务或债权人知道债务人与其配偶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两种情形下，均要求夫妻一方承担举证责任。
具体到执行工作，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变更和追加执行当事人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第四条规定，除法律文书确定为一方的个人债务外，一律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既然是推定，已同时赋予了债务人的配偶提供相反证据，来推翻此法律推定的权利。同时，这也是，对债务人的配偶的举证责任的规定。
二、夫妻一方作为被执行人时，对夫妻另一方的追加
案件执行中，经常有这样的案例，乙以个人名义向甲借款，因无法偿还借款被甲诉至法院，法院判决乙承担偿还借款义务。执行中，甲要求追加乙的配偶丙为被执行人。在执行中，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在诉讼过程中，甲未将丙列为共同被告，应视为其放弃对丙主张权利，故而在执行阶段，甲亦无权要求法院追加乙为被执行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律及司法解释已明确规定，以夫妻一方名义借款，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丙作为乙的配偶，理应对乙借款及被诉的事实知情，其未出庭丙主张权利，应视为其对夫妻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承认。
综合考虑现实情况及法律规定，本人倾向于第二种观点。
上述观点的争议焦点在于，在执行中，对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应当强调债权人的诉讼责任，还是应当强调债务人配偶的共同责任。
按照第一种观点，无疑，甲丧失了对丙主张权利的可能。则甲为实现债权，只能要求乙以其个人财产或其夫妻共同财产中个人所占份额来偿还借款。若在执行中，法院驳回甲的追加丙为被执行人的请求，甲亦不可能通过诉讼程序，由审判庭确认丙的共同责任。因为，审判庭将依据一事不再审原则，以甲乙之间的借款纠纷已经由法院审理并作出生效判决为由驳回其诉求。这样一来，甲的债权将遭受不能受偿的重大风险。乙个人承担对甲的还款义务，而乙的收入中却全部为夫妻共同财产，即只有乙收入的一半可以通过执行而还款。对于丙的收入，虽然亦全部成为乙丙的夫妻共同财产，使乙享有同等份额的产权，但对于甲来说，要去调查证实丙的收入情况是几乎不可能的。况且，丙尚未成为执行案件的当事人，甲调查丙财产状况的权利来源让人质疑。
那么，甲为了保护自己的债权，就有必要在法院立案起诉时，将乙丙夫妻二人均列为被告。但实际操作起来，又让甲遭遇困难重重。当事人在法院申请立案的条件之一是有明确的被告，到底怎样才算明确，法律即司法解释亦不是十分明确。前些年法院的判决书中对被告的描述常常是“某某，男，汉族，成年，住××街××路××号”。显然是原告不了解被告的出生年月日，但因为可以提供被告的姓名、性别、住址而给予立案。在日常交往中，也确实很难让当事人对与之交往的人熟悉到明确其出生日期才敢于向其借钱。但在上述案例中，让甲清楚丙的姓名及工作单位或住址无疑是困难的。甲可能从未见过丙，也从未听乙谈起过丙，甲对丙可以说是一无所知。法院要求甲在起诉书中列明丙的情况，应当说是比较困难的。
对于第二种观点，反对意见称，在执行程序中直接将丙追加为被执行人将损害丙的利益。因为，在原诉讼中，甲为要求丙承担责任，丙并非诉讼案件的当事人。而当甲持生效文书要求执行时，如法院支持甲的请求，则剥夺了丙对原诉讼案件程序权利的行使。丙感到很无辜。一个与其无关的判决，在执行中，竟通过追加使其承担责任，这实际上已侵害到其实体权利，是否追加应当通过诉讼程序解决，而不应当在执行程序中解决。
从表面上看，执行程序中追加丙作被执行人，即使经过了听证程序，即使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没有差错，即使原债权债务的审理并无疑问，未经开庭审理而让一个第三人承担责任是不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的。然而,上文已经分析过，要求甲在起诉乙时一并将丙列为被告或是在执行程序中甲另行提起追加被执行人的确认之诉均是不可能的。丙对于甲来说是第三人，甲对于丙来说又何尝不是第三人。甲乙之间是合同关系，乙丙之间则除了合同关系之外还有人身关系。丙对于乙的了解程度要远远大于甲对于乙的了解程度。考虑到乙丙的特殊关系，对丙的要求大于对甲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夫妻之间，同床共枕，应当对配偶的经济往来十分了解。而夫妻关系，是属于私人生活空间的活动关系，对于甲是无法也不应当了解过多的。
从婚姻关系来看，男女两人之所以结为婚姻，无非是想获得婚姻的利益。然而，婚姻给男女双方带来婚姻利益的同时，必然也带来婚姻的负担。而这些利益及负担无论夫妻双方如何分配，对于婚姻之外的第三者来说，是不具有对抗效力的。故，对于甲来说，乙丙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甲对乙主张权利，也就意味着甲对丙主张权利。乙丙之间是内部矛盾，乙丙与甲之间是外部矛盾。从物理学意义讲，乙丙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对甲施加于上的外力所带来的影响不起作用。
夫妻之间共同债务承担是连带清偿责任的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夫或妻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应当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生存一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意味着债权人可以直接要求生存一方承担全部责任。夫妻双方均健在时，既然是共同债务，对外仍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连带责任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有比较特殊的规定。但这一责任的理论基础何在？有合伙说，保证说，以及代理人。
合伙说认为，合伙组织中，各个合伙人对外承担连带责任，故在诉讼中，其由主要负责人参加诉讼，诉讼结果对所有合伙人有效。个人合伙中，各个合伙人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在诉讼中，全体合伙人为共同诉讼人。全体合伙人可以推选代表人参加诉讼。显然，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全体合伙人均具有效力。夫妻关系在财产上属于一种特殊的合伙关系，即夫妻双方对外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则当甲起诉乙要求偿还借款时，法院应当依职权将丙列为共同被告。
保证说认为，连带责任经常出现于连带保证中。对于连带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3条规定，“…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除合同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外，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债权人仅起诉被保证人的，可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夫妻关系所产生的财产关系应视为相互之间对共同债务的连带保证责任。甲完全可以在诉讼中不将丙列为被告，而在判决生效后在执行程序中，要求丙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当然，夫妻之间的连带保证责任，不同于普通连带保证的保证期间，基于其人身属性，对共同债务的连带清偿责任持续到债务清偿完毕（夫妻一方去世仍不能免责）。
代理人说认为，夫妻关系在财产方面表现为一种特殊的代理关系。夫妻一方可以代理另一方进行对共同财产的处分，也可以代理另一方与外界发生其它经济活动，产生一系列的债权债务关系。除非夫妻另一方有明确反对的意思表示，应视为其对行为方活动的认可。当然，夫妻一方的代理不仅体现在代理其配偶的财产权益处分上，也同时在处分者自己的财产权益，从本质上，其代理是对家庭经济活动的代理。故，乙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由其出庭产生所诉讼结果，当然对丙产生效力。
基于目前法律对夫妻的财产关系属性并无任何规定，为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本人倾向于代理说。生效判决对丙同样具有效力，但在执行程序中，要把判决书中未规定承担义务的丙列为被执行人，需经过执行听证程序，并由合议庭作出裁定进行被执行人的追加。对于法律完善的建议，本人认为，夫妻关系体现在财产关系上，其实质就是一种临时的合伙关系。合伙协议就是结婚证书，当然夫妻双方还可以自行订立补充协议，对双方财产关系作出不同于婚姻法直接规定的补充。合伙基于离婚而终结，但在合伙期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债务，合伙人（夫妻双方）均对外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婚姻这一特殊合伙关系，因其即无“字号”，有无主要负责人，故在诉讼中，应当被列为共同诉讼人，且因其对夫妻债权债务具有不可分性，夫妻双方在诉讼中应当为必要的共同诉讼人，在原告仅起诉夫妻一方时，法院应当将夫妻另一方列为共同被告。当然，这有待法律或司法解释作出具体规定后才具有实践意义。
在当前的法律规定下，执行阶段的人民法院并非无可作为。首先，婚姻法及其解释（二）已经明确，夫妻对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变更和追加执行当事人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第四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除法律文书确定其为个人债务外，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可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共同财产由债务人一方的配偶占有时，可以追加其配偶为被执行人。”该条文对夫妻债务作共同债务的推定，即夫妻一方负债，只要债务人的配偶未能提供足够证据证实有法定的两种情形外，债权人均有权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而，对债务人的配偶所提供证据的审查必然涉及到债权人债务人的实体权利，应当通过诉讼解决。则，如果债务人的配偶在执行中提供证据，欲证实该债务为债务人的个人债务，虽可即时提起诉讼，根据生效文书效力大于未生效文书及申诉、再审不停止执行的原则，债务人的配偶的权益可能会无法有效保护。故，当债权人起诉夫妻一方之时，债务人的配偶参加诉讼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因该诉讼若债权人的债权得到确认，即由法律推定为债务人的配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债务人的配偶应当以必要共同诉讼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当然，上述“征求意见稿”并非生效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但其至少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种倾向性，对基层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三、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
认定了夫妻共同债务，追加了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必然带来夫妻共同财产执行的问题。但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与上述两个问题并非存在一致性。执行中遇到的情况有，夫妻共同债务对共同财产的执行，夫妻共同债务对夫妻一方财产的执行；夫妻一方个人债务对个人财产的执行，夫妻一方个人债务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
（一）、夫妻共同债务对共同财产的执行。生效法律文书如果将夫妻双方均确认为义务承担主体，在执行中，夫妻双方自然成为共同被执行人。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程序，与一般的案件执行程序并无差异，保留作为被执行人的夫妻双方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即可。只是如果被执行人将夫妻共同财产转移为家庭财产，产权人并非夫妻二人，而是家庭中的子女或父母时，因目前法律并未规定可以追加被执行人的子女或父母为被执行人，执行工作就很难开展。此时，对债权人的救济措施只有严格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追究被执行人隐瞒财产拒不申报及转移财产的责任。为了执行工作及当事人举证的便利，最高人民法院应及时出台有关家庭财产归属的法律推定的司法解释。
（二）、夫妻共同债务对个人财产的执行。基于财产关系的合伙属性，在执行中，应当先执行夫妻共同财产，当夫妻财产不能完全清偿债务时，产生对夫妻双方个人财产的执行。
（三）夫妻一方债务对个人财产的执行。此种情况下，因并未涉及夫妻另一方的利益，在此不作讨论。
（四）夫妻一方债务对夫妻共同财产的执行。之所以夫妻一方个人负债要执行夫妻共同财产，是因为债务人对夫妻共同财产享有权利。夫妻对财产的共有是共同共有，此种共有条件下，夫妻双方对财产不存在权属份额，夫妻双方对财产享有平等的处分权。要执行夫妻共同财产，必然要涉及到债务人配偶的利益。执行中一种比较流行的做法是让债权人提起析产诉讼或争得财产共有人同意处理共有财产的意思表示。有债权人提起过析产诉讼，被审判庭以申请人对夫妻共同财产不存在利益关系为由裁定驳回。要债权人争得财产共有人的同意，可以想象，谁愿意法院强制执行自己所共有的财产，难度较大。类似情形的案件，若未能寻找到被执行人的其它个人财产，均要裁定中止执行。这样一来，债权人的利益无疑受到了侵害。问题在于，若强行处理被执行人与其配偶所共有的财产，被执行人配偶的权利如何保障？本人认为，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用婚姻利益与婚姻负担的原理，应继续执行夫妻共同财产，而不需争得债务人配偶的同意。在处理过程中，因采取评估、拍卖产生的费用负担，因急于变现财产而降价处理财产带来的损失，应视为被执行人配偶的婚姻关系所带来的负担，要自行承担。至于财产份额，为保障被执行人配偶的利益，可将执行财产变现款的一半留给被执行人配偶，即财产共有人。财产变形过程的费用支出，由财产变现款的另一半中优先支付，剩余款项用于清偿债务人的债务。根本的，还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执行被执行人在共同财产中的财产份额时的具体操作规定，以做到有法可依。
以上是本人对夫妻共同债务执行的一点粗浅看法，不当之处还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