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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犯罪成因及预防之浅见


吉水县人民法院 李 昶

[内容提要]：

青少年犯罪已成为现代社会犯罪中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尽管在我国现代有关犯罪的法律法条中还没有出现“青少年犯罪”这一称谓，但作为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中的部分个体因其某些已构成“犯罪”的行为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热点，本文首先从法理上对青少年犯罪进行了界定，分析了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主客观原因，简要介绍了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对策。



[关 键 词]： 青少年违法犯罪 法理界定 原 因 预 防



近几年来，青少年犯罪率的居高不下现状，已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广泛关注。青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的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健康发展和稳定。结合几年来办案的经历和一些社会调查。本文就青少年犯罪的成因和预防淡一点浅简的看法。
一、 “青少年犯罪”的法理界定
青少年，根据我们的生活习惯来说，应该是“青年”和“少年”的简称。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对“青年”的诠释为：指人十五六岁到三十岁左右的阶段；对“少年”一词的诠释是：指人十岁左右到十五六岁的阶段。而根据现代心理学对人的成长分段，“少年”是十岁左右到十四五岁左右的年龄段； “青年”是十六七岁到二十四五岁左右的年龄段。无论是《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诠释还是心理学上的分段，青少年应该是“趋于成熟”到“成熟”这样一个年龄段的人群体，是生理各因素和心理各素质定型也是易变的阶段。这主要是从生理和心理上对青少年成长过程的一个年龄界定。
那么，青少年犯罪是否也就是指“青年”和“少年”两个群体人的犯罪的简称呢？答案是否定。
首先，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条上，对犯罪主体的界定中，还都没有“少年”和“青年”的称谓，而只有未成年人之说。少年是未成人，这是很明显的。而“青年”就不一定都是未成年人，从年龄的划分来看，大部分青年的年龄段都处于成年人的年龄段里。而成年人犯罪与未成年人犯罪在所承担的法律后果上是有显著区别的。所以，青少年犯罪不应是青年犯罪和少年犯罪的简单相加。
其次，我国现行《刑法》第十三条指出了法律意义上“犯罪”的含义：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有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青少年犯罪和非青少年犯罪在表现形式上是相同的，但在犯罪的内容上是不同的。第一，犯罪主体不同。第二，处罚所坚持的原则不同，《刑法》规定对一般犯罪坚持“惩罚、打击”的原则，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指出：“预防未成年犯罪应结合未成年人不同年龄的生理、心理特点，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心理娇治和预防犯罪的对策”。对青少年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在我国现行法律法条里没有“青少年犯罪”的称谓，但从生活实际和具体的工作中，结合《刑法》第十七条的精神，将自然人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年龄划分的4个阶段：绝对无责任、相对有责任、完全负责任、从宽责任。青少年犯罪应该是：第一，绝对无责任年龄阶段的犯罪 。指不满14周岁的人对所有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第二，相对有责任年龄阶段的犯罪。指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只对几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负刑事责任。即“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第三，从宽责任年龄阶段的犯罪。指对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实施了犯罪且依法应承担刑事责任的人，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这一阶段的人犯罪，通常又称之为未成年人犯罪。18周岁以上的人犯罪，都称为成年人犯罪。
二、 青少年犯罪的成因分析
（一）、主观因素
青少年因其生理和心理诸因素都处于“变化活跃期”也可以说是“热变化”状态，加上其生活经历也比较简单，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情景”都很难有正确的把握，这样只要“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导致出现“冲动”或者是“颓废”两种极端心态。具体表现为：
道德意志薄弱。青少年时期，是心理发展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青少年正处在高度的社会化进程中，身心发展都尚未定型，可塑性很强，拒腐蚀的能力较差，如果受到外部条件的不良诱惑和熏染，就容易走向反面，形成“孤注一掷”、“偏激浮躁”、“报复仇视”等心理，甚至沦入违法犯罪的深渊。
是非观念模糊。由于青少年的社会阅历浅，缺少必要的是非观念，在他们心理上最容易表现出：一是重感情。往往以哥们义气代替健康的友谊，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主见， “从众同流”心理严重，不知不觉就造成了违法犯罪；二是易冲动。往往不能克制自己的情绪，感情用事，以致造成明知故犯的严重后果。
价值观念扭曲。由于受社会消极因素的影响，一部分青少年形成了畸形的价值观：“浓缩人生”、 “老实吃亏”、 “法不责众”等错误的价值观，而互助友爱、无私奉献却被他们视为傻瓜，自私自利、唯权唯钱成为了他们的价值取向。不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必然导致不良的行为，成为违法犯罪的心理动因。
（二）、客观原因
家庭的不良影响。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家庭在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这么说，家庭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有什么样的家庭环境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真可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精神文化生活内容的更为丰富。现代家庭 在经受各种诱惑的同时，也逐渐在发生变异。这对孩子幼小心灵产生了重大冲击，各种心理“畸形”的孩子应运而生，给整个社会造成了压力。这主要表现在，1、家长的生活方式不当或行为不端。如家长挥霍浪费、无限制地给予孩子零花钱、参加赌博、封建迷信活动等，对孩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不良影响，给其违法犯罪心理的形成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思想基础；2、家长监护不力、寄存孩子现象突出。这可以说是近几年来出现的一个“新事物”，父母打工在外或因工作太忙，无暇顾及孩子，就将孩子“寄存”在别处——外婆家、奶奶家、亲戚处，让孩子从小就感受不到他们的爱，给孩子心灵造成了阴影。形成“妒忌心理、孤僻性格”，使外界的不良诱因有了可乘之机。在近几年的各类青少年犯罪中，寄存孩子犯罪数占到了20—30%的比例，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3、家庭环境恶劣。父母离异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中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据统计，在近年，我国离婚率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父母离异后，许多孩子无人照管，即使有人照看，也是要遭受到“后妈”、“后爸”的冷眼和排斥，给孩子心理留下痛苦的创伤，形成孩子“仇恨心理”“报复心理”。4、家长教育方法不当。家长无原则的溺爱、袒护，使孩子对自己不良行为产生“合理感”，让孩子形成“以为恶小而为之”的心态，等孩子问题成堆后则采用极端粗暴的压制，甚至是棍棒交加，赶出家门。许多青少年的失足与此有关，最初是长辈的喜爱、夸奖，周围人们的称赞，使孩子产生了唯我独尊、目中无人的态度。等到罪错成堆，家长感到没面子，就采取无情的谩骂毒打。这样从对不良行为的“合理感”未经任何思想转化突然变成“犯罪”，成为大众指责的对象，则容易引起孩子剧烈的心理矛盾，随即产生逆反心理和对抗情绪，将孩子“推”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这可以说是现代父母教育孩子的一个怪圈。
学校教育失误。如果说家庭是孩子心灵成长的土壤，那么，学校就是孩子心灵成长所需的营养，学校是塑造孩子美好心灵的生态场。良好的教育环境和教育生态，必将对孩子心灵后天的成长产生重要而积极的影响。但如果教育方法不当，也可能使学生染上不良行为，甚至违法犯罪。我国的教育环境和局部的教育生态状况，从目前来看，还有诸多弊端，“云南马加爵事件”充分暴露了我们现代教育生态里的不足。学校教育的失误主要有以下形式：一是教育思想不端正。由于升学的压力，倡导了好多年的素质教育改革又成了完全的形式主义，依然被应试教育的反弹所占据，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随意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学习压力重，厌学情绪严重，甚至为保少数“尖子生”而将差生拒之门外，差生遭受歧视，导致学生厌学、逃学，甚至流入社会参与违法犯罪活动。近几年来，青少年犯罪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低龄化”，原因就是大部分青少年中学毕业后，升学不能，又不愿进入职业技术教育，只好走向社会不分是非“随波而混”。二是学校监管不力。一些学校管理不善，规章制度不健全，对学生的不良行为不能进行及时的帮教处理，导致问题沉积，校风不正，甚至产生违法犯罪团体；三是教师职业道德滑坡。市场化，为教师的智力财富变成现实的物质利益搭上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但由于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少数教师忘记了为人师表的宗旨，利欲薰心，违规收费、向学生推销商品、向家长索要财物，学生不能满足其欲望时则遭受百般歧视，造成部分学生产生对抗心理，违规作对；四是教育方式不当。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心理教育和性知识的教育，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然而，从现实来看却不容乐观，95%以上的基础教育在这方面还是一片空白，即使少数学校有，也只是做个样子，完全放在“副科边缘”的位置。另外少数教师对违纪学生缺乏耐心的说服教育，动不动就施用体罚和变相体罚手段，轻则讽刺挖苦、罚做作业、状告家长，重则谩骂殴打、处予罚款、赶出学校，致使学生畏惧，最后干脆逃学，流入社会参加不健康的活动，或者违法犯罪。
社会诱因的侵蚀。社会的影响在孩子心灵成长中担任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常说社会是一个大染缸在一定层面上不无道理，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种西方腐化的“泊来品”蜂涌而入，加上我国体制转型和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社会环境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恶化，特别是校园周边环境的混乱是造成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要诱因。一方面，社会不良环境对学校教育产生了抵毁作用。如校园周边开设电子游戏室、网吧、卡拉OK厅等，部分业主唯利是图，播放各种恐怖、枪杀、抢劫、强奸、绑架、色情等影片，吸引青少年出入其中，以致染上不良习气。目前出现青少年犯罪类型的恶劣性与此不无关系。另一方面，社会上的小群体的吸引和束缚，使部分青少年不能自拨。这些小群体的青少年游离于犯罪边缘、行为异常，对一些有不良倾向的青少年具有影响驱动作用。这种小群体通常由社会闲杂青年和流失生组成，经常三五成群地在学校周围活动，吸引和拉陇学生加盟。小群体中，参与结伙打架，偷盗勒索、赌博淫乱等违法犯罪的情况不胜枚举。他们往往重哥们义气，经常一起吃喝玩乐，青少年一旦入伙，难以自拨。
三、 青少年犯罪的预防
对待青少年犯罪，要以预防、教育为主、惩戒为辅。针对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做好青少年犯罪的预防。
提高家庭素质，营造良好的家庭的氛围。孩子一出生，首先接触的就是家庭环境，作为家庭环境的营造者的父母，要认真对待，引起重视，时刻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并不断学习，提高素质。做好孩子生活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就形成良好的习惯。对一个家庭来说，从小就培养了孩子良好的习惯，他的家庭教育就算是成功的。否则，孩子养成了许多不良的习惯，等他长大了才发现，就晚了，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说的就是这个理。当然，在家庭教育中，父母最主要的是要培养孩子学会尊重人，对人有礼貌，而这点却恰恰让我们许多父母给勿视了。试想，一个从来不懂得礼貌，又不会尊重别人的人，在生活中会得到别人的认可吗？其次就是我们的父母也要不断地学习，不要盲目营造“家庭民主”，要注意如何去爱孩子，要理解什么是对孩子真正的爱，特别是要及时纠正孩子的错误，多给孩子鼓励。不放任，也不死板，既要让孩子在家庭中感受到父母的温爱，又要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威严。这才是真正和谐、文明的家庭。
在学校教育中，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心理教育和性知识教育，已是刻不容缓。改变我国现代基础教育中的弊端，让素质教育真正走进教室，走进课堂。对处于相对无责任年龄段的青少年来说极为重要。在学校增设一些有实质性内容的心理辅导课或心理咨询，帮助青少年学生解答各种因生理成熟而产生的心理问题，指导青少年学生健康心理的形成。切实减轻学业负担，改革传统的学生评价体系和内容，客观真实、公正公平评价学生。培养学生自信心，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加强学校制度建设，提升学校管理水平。强化教师职业道德建设。让校园、教师、学生共同营造一个良好健康的教育生态环境。
完善法制体系，构筑社会防线。应该说，我国现有的《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些专门的法律法规，在一定层面上不仅填补了因国外的《少年法》、《少年法庭法》所带来的法制空白，也为我们全社会都应该履行关注青少年成长的义务提供了法律依据，为青少年的成长应该有一个健康的氛围提供了法律保障。现实需要全社会的人都要有一颗“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大爱心，需要全社会支持“希望工程”，把那些失学、辍学、生活无着落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长期关心、爱护；要加强社会教育，积极开展社区教育活动，发挥综治办、民政、团委、妇联等部门的作用，采取多种形式对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心理道德教育、行为规范教育和科学知识教育；要举办青少年父母的法制学习班强化法制观念；对刑满释放、解除劳教的违法犯罪青少年，不要歧视，要做好帮教和安置工作，减少重新犯罪。





[参 考 书 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年10月1日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1992年1月1日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1999年11月1日实施
4、《青少年研究》，杨晓梅 1999年第7期。
5、《青少年犯罪预防、控制问题研究》，《青少年犯罪研究》，
康惠农、王汉林

刘小勇 汕头大学 副教授

关键词: 捐赠/董事/注意义务/经营判断原则/合理性标准
内容提要: 公司的公益性捐赠值得鼓励与支持，但因实施过度的捐赠而给公司利益造成损失的董事应承担责任。通过考察美国、日本的判例及学说得知，由于捐赠并非经营性行为，适用于判断违反忠实义务的公正标准与判断违反注意义务的经营判断原则并不适合于审查捐赠行为，而是要适用合理性标准。而合理性标准包括金额的合理与目的的合理。判断金额的合理，除应考虑公司的利润、资产等经济状况外，还应结合捐赠的目的进行综合判断。


一　问题的提出

公司对公益事业进行捐赠有益于社会整体，同时，也符合公司及股东的长期利益，理应鼓励与支持。可过度的捐赠因会直接影响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也理应被禁止。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捐赠构成过度，其审查标准如何？在公司法上，董事对公司负有两类义务：一是忠实义务，二是勤勉义务。如果董事的行为给公司带来了损失，且违反了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董事理应对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可是，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要求董事应为公司的利益履行职责，而大多数捐赠却并非以实现公司的利益为直接目的，且捐赠也不属于经营性行为，并非董事的日常职责。那么，适用于审查忠实义务与勤勉义务的公正标准及经营判断原则是否适合审查捐赠行为呢？如果不适合，又该如何建立审查公司捐赠行为的标准？

对此问题，美国有着较为完善的立法规定以及相对较为丰富的学说与判例，而日本则是法律制度较为发达的大陆法系国家，其法律概念与理论体系与我国较为接近，且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判例积累。因此，这两国的法律制度对我国的相关制度构建或许具有不小的借鉴意义。在以下，本文将分别考察美国法、日本法，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如何构建对公司捐赠行为的司法审查标准提出建议。

二　公司捐赠与董事的责任：对美国法的考察

在美国，很多公司除了对公益事业进行捐赠外，还进行大量的政治献金，故本部分在探讨公益捐赠中董事的责任问题外，也对政治献金中董事责任的问题进行简单的分析。

（一）法律规定

美国绝大部分州的公司法都明文规定了公司具有为慈善事业等进行捐赠的权利。如特拉华州《公司法》第122条第9项规定，公司有权利为公共福利、慈善事业、科学或教育事业进行捐助及在战争时期或其他国家紧急状态下提供援助。纽约州《事业公司法》第202条a款第12项更是明确规定，“不管是否给公司带来收益”，公司有权为公益、地域社会、医院、慈善事业、教育机构、市政等以及在战争时期或其他国家紧急状态下进行捐助。由此可见，根据上述州公司法的规定，关于公司为慈善事业等公益目的所进行的捐助，为不被追究责任，董事似乎并无必要主张为了谋求公司利益而实施该行为。如果像这样理解，利用股东代表诉讼来追究董事实施捐赠行为的责任则变得几无可能，因为股东是为公司的利益而提起诉讼的。〔1〕

而美国法律协会的《公司治理原则》第2. 01条b项则规定，公司在经营事业中，即使不会因此而增进公司的利润及股东的利益，也可为公共福利、人道、教育、慈善的目的使用合理数额的公司资产。〔2〕可见，相较于州公司法，公司治理原则的规定明确了捐赠资产必须是在合理数额的限度内。

至于公司可否进行政治献金，大部分州公司法并未直接言及，而一部分州公司法及美国示范事业公司法则规定，公司除了可进行公益性捐赠之外，还可进行其他捐赠，但前提是必须合法、且应促进公司事业的发展；而且，有些州公司法及示范事业公司法的官方解释甚至明确指出上述规定的适用对象包括用于政治目的的捐赠。〔3〕这意味着，只要公司的政治献金合法且符合公司的利益，董事的行为就不会构成对受信义务的违反。不过，为防止贪污腐败对民主政治的侵蚀，美国联邦竞选法（FECA）及州竞选法等法律法规在捐赠对象、捐赠数额以及方式、程序等多方面对公司进行政治献金设置了很多限制，如规定公司在选举中不得直接向候选人及政党进行捐助等。〔4〕

（二）法院判决的态度

1.关于公益捐赠的判例

（1）道森（Dawson）案：合理性标准的确立

该案的被告是道森公司的董事长及控股股东，其曾以公司的财产向其本人控制的基金会捐助一部分公司股份，以扶持长期服务于公共福利的某非政府组织。该公司的股东以该捐资等行为损害了公司的利益为由，向特拉华州衡平法法院提起了股东代表诉讼，要求法院指定清算组织对该公司进行清算。对此，特拉华州衡平法法院认为，判断公司捐赠行为是否合法的标准为该捐赠是否具有合理性，而该合理性的标准可参考国内税收法典关于公司捐赠的规定。基于该标准，法官认为，该捐资额正好符合税法规定的可扣除标准；且正因为有了税收上的扣除优惠，该捐赠给公司及股东所带来的损失并不大；而这个相对较小的收入上的损失，却可以换取不菲的社会效益，从而最终给公司及原告带来长期利益。因此，该捐赠行为是合法的。〔5〕

法院在此虽然确立了审查的合理性标准，但并未清楚地表明具体的标准，而只是声明可参考税法上可扣除的标准。而美国国内税收法典对关于可扣除的捐赠大致规定了两个条件：一是捐赠金额不得超过全年税前收入的10%；二是接受捐赠的必须是专门从事宗教、慈善、文学等事业的组织。〔6〕由此可见，法院所采用的合理性的判断标准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金额的合理性，二是目的的合理性。（2）美国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ntal）案：经营判断原则的适用

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创办人暨董事长为了展示自己所收藏的美术品，向公司董事会提出了公司捐款建造以其姓名命名的美术馆的建议，该提案获得了通过。对此，该公司股东向特拉华州衡平法法院提起了股东代表诉讼与集团诉讼，要求法院给予停止实施资金援助的计划、确认无效等衡平法上的救济。原告主张，公司捐款修建美术馆是对公司资产的浪费；承认该提案的该公司董事违反了注意义务，而该董事长为了个人利益使公司出资则违反了忠实义务。对此，法院表明了如下见解：第一，由于该交易不存在董事谋求自我利益的情形，且董事会的成员具有独立性以及董事们尽了足够的注意，故对于该交易应适用经营判断原则，而在适用经营判断原则的前提下，原告股东们最终胜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二，法院在审查公司对美术馆捐资中的作用也相当有限。美术馆显然是一个合格的慈善机构，而且，考虑到公司的净资产、税前收入以及其所获得的税收优惠，该捐资额在合理的范围内。故该捐资为浪费的主张相当有可能得不到承认。〔7〕

该判决一方面肯定了对于捐赠行为应适用经营判断原则进行司法审查，另一方面却又沿袭道森案中所采用的合理性标准。这实际上反映了特拉华州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的尴尬境地：既想套用传统的审查标准来审查捐赠行为，但同时鉴于捐赠行为的特殊性，又不得不采用合理性标准。

（3）汉拉汉（Hanrahan）案：不要求捐赠与特定事业目的具有关联性

因处于清算中的汉拉汉公司向爱荷华州的历史博物馆等进行了捐助，股东以该公司的董事为被告提起了股东代表诉讼以追究其责任。爱荷华州最高法院认为，经营判断原则适用于所有不包含自我交易的情形。从法律角度分析，慈善捐助是一个好的事业，并不要求其捐助一定与特定的事业目的恰如其分地关联。

公司以该捐助换取了与州之间关于纳税纠纷的和解，获得的退税大于捐助额，且该和解还为公司节约了诉讼费用、避免了上诉的风险；除此之外，该捐助还可享受税收上的优惠，且将艺术品保留在了本州。因此，法院认为该捐助行为在经营判断原则的范围之内。〔8〕

本判决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明确了捐赠可不必与事业目的相关联。不过，在该案中，法院虽然认为慈善捐助也应适用经营判断原则，但仍对该捐助进行了实质的合理性审查。这意味着在审查捐赠行为时，适用经营判断原则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经营判断原则事实上并不妨碍法院对捐赠行为的实质审查。〔9〕

2.法院判决对于政治献金中董事责任的态度

由于有关竞选方面的法律对公司进行政治献金设置了诸多限制，很多当事人对其中一些具体法规的合宪性进行了挑战，并形成了大量的判例。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些判例中确立了一项基本原则，即公司进行政治献金与个人一样，也构成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任何对其进行限制的法律都必须接受是否违宪的审查。〔10〕这说明，在宪法的维度上，公司进行政治献金在大的原则上是被允许的，而对其进行限制则受到宪法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