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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藏族社会的经济法律

李占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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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藏族社会经济法律的内容十分丰富，并表现出多元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藏族习惯法、藏区成文法和国家制定法三个层面上。本文首先从盟会习惯法、自然与生态保护习惯法、经济责任习惯法、以罚代刑习惯法四个方面考察了藏族习惯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然后考察了吐蕃时期和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政权成文法典中的经济法律规范，还论述了宋元明清中央政权在藏区的经济立法，最后指出历史上藏族社会的经济法律是藏汉蒙多民族法律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因此，藏族经济法律文化包含着巨大的法理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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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的先民早在4000多年前就繁衍生息在青藏高原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到元朝时逐渐形成一个居住地域相对固定、语言大体统一、具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藏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法律文化。其中的经济法规范上起吐蕃王朝，下至解放前，一直贯穿于其成文法和习惯法中，并在实践中规制着藏族社会经济生活。
为论述方便，笔者将从藏族习惯法、藏区成文法及国家制定法三个层面探讨其中所包含的经济法律规范。
一、藏族习惯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对藏族社会经济的规制
早在吐蕃王朝之前，青藏高原各部落在固有习惯基础之上形成了稳定的习惯法规范。吐蕃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一方面通过习惯法来保持与各民族部落的领属关系，另一方面将一些习惯法吸收到王朝统一的法律之中，使之上升为成文法，作为在吐蕃王朝控制区域普遍适用的法律规范。可以说，习惯法是吐蕃法律的渊源之一。之后经宋元明清等局部或统一的中央政权时代，部分习惯法经受住了法制文明的洗礼，尤其是其中的经济法律规范，在藏族社会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藏族习惯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盟会习惯法
早在藏族处于原始社会时期，各部落为了联合起来保护自己、打击他人，经常以“盟会”的形式聚集在一起，其政治联盟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到了吐蕃王朝时期，随着青藏高原统一程度的加强，盟会制度不仅反映王朝与部落的领属关系，更主要的是将双方的经济关系法律化。一方面，王朝保护各部落的经济利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各部落应向王朝交纳一定数量的牲畜或其他财产作为经济义务。盟会已成为清查财产、征收赋员的重要手段。王朝越强大，这种经济权利和义务关系越稳定。相反，在王朝日渐衰落的情况下，各部落则表现出不尽经济义务，时叛时服的情形。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赞普与臣下每年一小盟……三年一大盟，杀犬、马、牛、驴为牲，咒曰：尔等咸须同心共力，共保我家，惟天地神祗共知尔志，有负此盟，使尔等身体屠裂，同于此牲。”直到清朝末年，青海藏族部落还按这种习惯会盟，到期不赴盟，要受到惩罚。《番例》第六条规定：凡会盟已给传知，如有推故不到者，千户等罚犏牛13条，百户等罚犏牛6条，管束部落之百长等罚犏牛5条。①由此也可以看出习惯法向成文法演变的历史轨迹。到了11世纪角厮???ㄐ似鹨院螅?形尥瓯傅某晌姆?桑??峭ü?懊耸摹薄凹捞臁钡男问嚼次?滞跞ㄓ氩柯渲?涞某际艄叵担?匀繁Ｍ醭?恼?尉?美?妗?br> （二）自然与生态保护习惯法
世居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自古就形成了保护自然和生态的习惯。尤其在佛教成为主导性宗教之后，由于受“佛戒杀生”禁忌之影响，他们一般不捕杀野生动物，诸如河鱼、秃鹫 、田鼠、黄羊等。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习惯逐渐上升为具有一定强制力的普遍适用的习惯法。后来，这种习惯法还以成文法的形式颁行和宣讲，历代达赖和历任摄政每年宣讲《日垄法章》，规定不许伤害山沟里除野狼以外的野兽、平原上除老鼠之外的生物，违者皆给予不同惩罚的禁令。理塘毛垭地区的土司规定：不能打猎，不准伤害有生命的东西，否则罚款。打死一只公鹿罚藏洋100元，母鹿罚50元，藏羊（或岩羊）罚10元，獐子（或狐狸）罚30元，水獭罚20元。①理塘木拉地区禁止人们挖药材，不论挖多少，是否挖到，也不管是在自己的地里或他人的地里，都要罚款。1人挖药材罚30藏元，2人罚60藏元，余类推。理塘拉木地区不准砍神树，也不准到其他头人辖区内砍柴，对上山砍柴者罚藏元12-30元，越界砍柴者除罚藏洋10元外，还得退回所砍的柴，并没收砍柴工具②。显然，藏民族很早就意识到自然和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作用而加以保护。由于高原地区特殊的脆弱的生态遭到破坏，是很难恢复的，所以藏族习惯法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反映了藏民族法律文化的地域特点和科学性。在草原保护方面，“轮牧”是千百年来不变的非正式制度，也是藏民族保护草场，促进牧业良性发展的习惯法。搬迁轮牧的日子，也要遵从这种无形的法律，由部落首领择定良辰吉日统一进行，对早搬、迟搬、错搬者均给予经济处罚。
（三）经济责任习惯法
自古以来，青藏高原地区地广人稀，也许是基于对人的价值的肯定，藏族习惯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通过经济法律责任来追究违法犯罪的责任，人身罚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适用。这主要体现在藏族习惯法中用财产处罚来解决民事纠纷、经济纠纷。
藏族习惯法规定，偷盗者应当负经济赔偿责任。凡偷盗者一经发现并抓获，要向头人交忏悔费马一匹、枪一支，向户长交忏悔费枪一支。许多部落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伦理道德秩序，规定治内盗严、治外盗宽的原则。在部落内部犯窃，窃平民财产者没收一半家产；窃牧主、头人财产者，没收全部财产。在外部落行窃，被抓获后应当返还所得，罚半个银元或相当的财物。偷牧主和头人财物的，赔罚九倍，偷平民财物的，赔罚三倍。
对抢劫行为，藏族习惯法经历了从鼓励认可到限制禁止的历史变迁过程。最初的藏族习惯鼓励本部落人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外部落实施抢劫，这反映出特定生产力水平阶段和历史时期人类为生存而奋斗的历史现实。随着各部落交往的频繁和统一程度的加深，藏族习惯法规定：凡抢劫者，都要受到经济处罚。青海果洛部落法规定，袭击牧地，给头人悔罪金5品，马枪15支；什长悔罪金2品，马枪15支；低头费上等5品，马枪25支；中等3品，马枪15支；下等2品③。
（四）以罚代刑习惯法
这是藏族习惯法的一大特色。最典型的是盛行在青海、西藏等地的“赔血价”制度。所谓“赔血价”，就是杀人犯或其亲属只须向受害人及其亲属支付一定数量的财产（包括牲畜、枪支、金帛等，以补偿受害者家属的经济和精神损失，就不再实行血族复仇或追究刑事责任的习惯法制度。所谓“赔血价”，就是致害人及其家属向受害人及其家属支付一定数的财产以示和解的一种习惯法制度。据考证，赔命价、赔血价源于松赞干布时期西藏的《法律二十条》①。到十一世纪初，青海果洛藏族部落以此为母本，制定了《红本法》，将《法律二十条》中的杀人者抵命，修改为“赔命价”，并衍生出“赔血价”。命价和血价的高低，取决于受害人地位的高低和财富的多寡。其中青海果洛莫坎部落的习惯法规定：命价分为三个等级，一般以男性等级而论，凡属于部落内部伤害死亡者，根据死者身份的高低贵贱确立命价等级。头等命价是指受害者为官僚、贵族及其嫡系亲属。其金额采取九九制（81只羊），九五制（45头牦牛）和九三制（27头犏牛）。二等命价的受害者为一般小吏和生活富裕的牧民，金额一般为300头牛。三等命价的受害者为贫民，仅150头牛。三个等级的女性命价仅为男性命价的一半。②其赔血价制度更加完备详细，共分为三个等级的六种赔血价。例如头等男性活命价规定：牧民在头人面前抓刀柄，即罚81匹土布；二等活命价规定：牧民在小头人、小牧主面前拔出腰刀准备动武时，罚45匹土布；三等男性活命价规定：牧民之间打架，罚血价27匹土布。并且规定了许多赔偿名目，如调头费（指加害人认罪赔偿，使被害人的亲属从势不两立的复仇感情上调回头来实现和解）、悔罪费、孤儿捶胸费、寡妇拭泪费、兄弟失膀费、本家失亲费、受害者铺垫费等，不一而足。藏族习惯法普通规定：为了本部落的利益而杀死外部落人的，命价由本部落公众负担，这叫做“僧人费用家摊”，无故杀死外部落人的，命价由杀人者及其家属承担，这叫做“乌鸦中箭自己痛”。杀死本部落人的，命价由自己和家属承担。一般地，命价分为三部分：调头费、命价正额和煞尾费（意思是双方冤仇从此了结，永不追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藏族历史的演变，这种习惯法广为流传，大有习惯法回潮之势。直到近代，藏族仍盛行杀人赔命价、伤人赔血价，用罚服代替复仇。具体做法是：按照被害人之身份，以为赔偿之差。重者赔百金，轻者半之，折交茶包之类，外给马一匹、鸟枪一、刀一而已。或曰：轻者，罚茶八十包，约值银三百两；重者，罚出经卷一百八帙，约值银六百两；最重罚出经卷及他物，值银十两以上。其不能偿者，由本村之人担任。到了现代，命价少则一两万，多者数万，血价一般在数千不等。这种不以生命相抵，而是以财产相赔的习惯法似乎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但在藏族地区，它为有财产、有地位的统治者擅杀枉伤提供了方便，其阶级性和实质上的不平等性是违背人类理性的，也是与现代法制格格不入的。目前，在我国的藏族地区，由于对本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心理认同，对现行法制的不信任和隔膜，加上相对宽松的民族区域自治环境和“因俗而治”的传统惯性的存在，藏族地区的“以罚代刑”的习惯法复活，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与尊严。具体讲，它与我国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也不符合《刑法》第36条和第90条的规定。笔者认为，国家在这方面应当通过司法解释或地方立法来解决问题。
二、藏区成文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对藏族社会经济的规制
（一）吐蕃时期的经济法律规范
藏族比较系统的成文法的出现，一般认为从松赞干布始，它是在文字出现以后，统治者在原有部落习惯法的基础上经过法律制定程序而形成的，这也符合法的产生的一般规律。藏族在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于公元629年颁行了《法律二十条》，主要针对吐蕃社会的基本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法律规范加以调整。其中对民事经济生活的调整主要通过“盗窃”一条加以规范。据《西藏通史》记载，松赞干布在建立吐蕃王朝以后，就着手创建其成文法系统，史称“基础制”。根据以后史家的研究，认为“基础制”是以六大法典（即六六大计法、度量衡标准法，伦常道德法，敬强扶弱法，判决势力者的法律和内库家法）为核心的基础三十六制度。其中农牧管理方面的法律和度量衡标准法是典型的经济法制度。由于受史料限制，其内容尚无法考证。也有史家追述松赞干布时期制定的法律叫《六类大法》，又称《吐蕃六法》。其主要内容是：（1）《以万当十万之法》，（2）《十万金顶具鹿之法》，（3）《王朝准则之法》，（4）《扼要决断之法》，（5）《权威判决之总法》，（6）《内府之法》。其中的《十万金顶具鹿之法》即度量衡位差之法，管理度量衡。这相当于现代经济法中的《计量法》。据载，当时已有升、两、合、勺、钱、分、厘、毫等法定的度量衡规范单位和器具。除《六类大法》外，《六决议大法》也是吐蕃时期的重要法律，其中的经济法主要有两条：一是供养王者、献纳赋税之法，相当于现代经济法中的税法。二是关于保护农田的法，规定任何人不得驰马穿越田园。到了芒松芒赞统治时期，随着领土的扩大，社会问题愈加复杂，社会关系对法律的需要日益迫切，因而迎来了吐蕃社会的又一个立法高峰。据《贤者喜宴》记载，当时已有《以万当十万之法》、《王朝准则之法》①，《纯正大世俗十六条及戒十恶法》及《三法》。最有名的当属《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71号《狩猎伤人赔偿律》，P.t.1073号《纵犬伤人赔偿律》和P.t.1075号《盗窃追偿律》②，集实体法和程序法于一身，建立了相当完备的经济赔偿法律制度。尽管这些法律用现代法学的眼光看应是民事法律，并带有刑罚的色彩，但其经济责任制度是毋容置疑的。这些法律大部分已经佚失，但它反映了吐蕃法律的局部面貌。其中的《狩猎伤人赔偿律》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吐蕃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关系。其中规定：“大藏和王室民户所有武士及与之命价相同之人，被一切庸和蛮貊之人、囚徒等有因狩猎射中，无论死亡与否，放箭人起誓非因挟仇有意伤害，可由辩护人十二人，连同本人共十三人共同起誓，如情况属实，其处罚与《对仇敌之律令》同。查明实情受害人中箭死亡，赔命价银150两，由受害人和佐证人平分。无佐证人则全归受害人。受害人中箭未亡，赔偿医药，食品（银）30两。由受害人和佐证人平分……王室民户一切庸及尚论和百姓之耕奴，蛮貊囚徒等人，被尚论黄铜告身以下和与之命价相同之人因狩猎身中……，如受害人中箭身亡，赔偿命价银200两，由受害人和佐证人平分。无佐证人，200两全归受害人。若受害人中箭未死，赔偿100两，由受害人和佐证人平分……”③。
吐蕃法律明确保护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土地、牧场等生产资料归王室的所有制形式。王室将土地和牧场赏赐给贵族官僚，通过奴户为其耕种，并向王室交纳赋税，向贵族交纳地租。农牧民可以从政府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和牲口从事生产，因而对政府承担赋税和劳役。吐蕃各级政权都设有“农田官”，专门管理土地事务。①赞普对各部酋长和贵族大臣的土地、奴户和居民进行分封、调整和没收，频繁地清查田地、清点人畜、划定地界、牧场、调集差赋。任何人要转让，赠与土地和居民，必须经赞普首肯，以诏令、命令和法令等成文法形式加以合法化。《尚蔡邦江浦建寺碑》记载：“设或一时尚·聂多子嗣断绝，一切所辖之地，所领之属民赞普不再收回，亦不转赐他人，均增赐为此神殿之顺缘，如此颁诏矣。”②赞普王室作为最大的土地和牧场所有者，对土地、牧场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力。王室把土地和牧场分封给大领主，大领主再分封给小领主，直到“庸奴”手中进行耕种、使用，并向领主纳页赋，支服差役，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分封制。
吐蕃时期的经济法律还反映在赋税和差役方面。根据《吐蕃简牍综录》的反映来看，赋税法规定了三种方式，一是按土地数量来交纳农业产品地租。“……百姓的年成不好，上等庸奴一‘多热’土地只交5克青稞，5克麦子”③。第二种方式是按户计征税赋。赋税法规定“吐谷浑上万人部落……每户征收5升（青稞）④”。第三种方式是劳役地租，如赋税法规定：“寺庙的财产有二十屯半，可征收劳役财物”。⑤对于牧民的赋税征收，由于史料欠缺，无法确定。但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及至牛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东赞于“祜”定“牛腿税”。可见按畜交纳肉类赋税是吐蕃法律曾明确规定了的。
（二）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政权的《十五法》、《十六法》和《十三法》中的经济法律规范
十一世纪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政权格局的变迁，政教合一的统治制度逐渐在西藏确立。，萨迦政权的建立结束了西藏地方长期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的局面，为藏族统一的法制奠定了政治基础。该政权要求下属各部落“尔可令尔所部七蕃民户善习法规，吾当使其乐业安居者，”以达到“自觉奉法，邦土叨光。”随着萨迦政权的日益腐朽，公元1349年，绛曲坚赞结束了萨迦政权，并使各部落相继臣服纳贡。为了适应调整社会关系的需要，整顿法度，他又根据佛教《十善法》的精神，在原萨迦政权法律的基础上，制定了简明的《法律十五条》，又称《十五法》。目前的史料尚无《十五法》详细内容的记载，但《续藏史鉴》和《西藏王臣记》等史料记载了其篇各。其中的《懦夫狐狸律》是关于对懦弱的人加以扶助的法律，带有当代经济法中“社会保障法”的性质。《使者脚钱律》是对贪污的官吏予以处罚的法律。但根据日本学者山口瑞风的研究，认为它是关于因怠交缓交或拒交赋税和罚金时，官吏出差强制执行时，其经费负担的范围。⑥《盗窃追偿律》主要是关于对盗窃者追究经济赔偿责任的法律规范，更应属于民事法律的范畴，然而，在封建农奴制时代，由于受所有制性质的制约，法律主要保护封建主阶级的经济利益，因而其经济法性质是极其鲜明的。《半夜前后律》实际上是关于农牧业生产以及商业活动方面的法律，是典型的经济法。也有学者⑦根据明代《十六法》推定《半夜前后肆》是有关借贷责任和契约关系的法律。
明朝末年，帕摩主巴政权被推翻，彭措南杰建立了第悉藏巴地方政权，又称噶玛政权。社会变革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化，使法制的变化成为不可避免。因此，噶玛丹迥旺布下令由地方长官贝色利用藏族传统法律资源、伦理道德资源、宗教禁忌，并直接参照吐蕃王朝法律和《十五法》，制定了《十六法》。在立法体例上，《十六法》直接继承了《十五法》的传统体例，甚至许多律名都是从《十五法》中直接照搬而来。（清代为藏地区的《十三法》又是以《十五法》《十六法》为蓝本，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为论述方便，一并列入对照表中。）见下表：
篇名
十五法律名
十六法律名
十三法律名
1
英雄猛虎律
英雄猛虎律
镜面国王律
2
懦夫狐狸律
懦夫狐狸律

3
地方官吏律
地方官吏律

4
听讼是非律
浅论宪政与有限政府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系 徐升权


内容提要：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仅是经济的发达，还要有发达的政治。法治是国家实现政治发达的首选。宪政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政治法律制度。政府关系到国家的全面发展。实现政治的发达也离不开政府发挥作用。而政府的性质的不同将会产生不同的社会结果。有限政府是适合宪政的政府，实行有限政府也是法治和宪政制度的要求。建立有限政府，实现宪政是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是民主发展的要求。
关键词： 有限政府 宪政 法治

有限政府（liminted goverment）是指在权力、职能和规模上受到严格的宪法和法律约束、限制的政府。通俗的讲就是说，政府在其权利行使的各方面受到多种有效的制约。实行有限政府的核心问题就是实现对于权力制衡。
宪政（constitutionalism）是指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模式下政府按宪法来进行国家所以事务的管理活动。也就是宪法至上。当然这里的宪法是一部平衡人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良性宪法。否则即使有宪政之名，也至多只是“伪宪政”而已。在宪政国家（constution state）中只有法律才是一切活动的准则即在宪政国家中实行的应该是法治。

（一）

如何理解法治，在学界一直是个热门而多少有些争议的话题。这个主要是因为现在我们所说的法治与它的原始含义有所不同。法治的原始含义把法治界定为一种工具，一种统治阶级为了长久统治而采取的措施。那时的民主人士认为法治的走向是法制，因为只要法制才是一种稳定的可能保护人民权利与自由的尊重法律的制度。而现代的法治意思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般已经认为法治是法制的上一梯级。是实现一个国家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
我们按照现代的定义，认为法治就是国家以一部法律（通常是一个国家的宪法）作为最高的法律规范，政府与公民的一切活动的标准是由这个国家所承认的法律规范所确定的。法治的最高形式是宪政。宪政是否会真正实践取决于宪法的性质及它的可操作性。在一个国家中，如果宪法在国家中具有绝对权威性，而且她被得到真正的完美的实施！那么这个国家的宪政应该能够达到实际化。实际生活中，关键点就成为了宪法的实施问题。
政府的性质、机制将紧密影响宪法的实施。实现有限政府可以为宪法的实施提供必要的保障，可以保证宪法的权威性得到维护。同时实行有限政府的领导又是施行宪政的必然要求，是宪政的精神所在。

（二）

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政府是无限政府的话，那么这个政府就可以无约束的做它想做的一切，它可以自由发动战争，可以自由剥夺公民的权利，可以处罚任何无错的公民，最终它就会成为一个专断而独裁的政府、会出现独裁者。这是远离民主、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的。同时如果一个政府是立法权不受限制的有限政府的话，那么她一样会成为一个专断独裁的政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政府的政策之类是违法的，政府也可以通过手中拥有的立法权来改变现存的法律或者是制定一个更高位阶法律来使自己的政策等成为合法的并且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所以一个真正的有限政府下，立法权是被限制的，而且在这个条件为前提下法律是任何人和政府进行一切活动的唯一的最高准则。也就是说人民是法律下的人民。政府也是法律确认下的政府，她的任何活动要受法律的审查，必须是合法的。政府和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凭自我意志而无所限制的行使自己的权力。
在有限政府状态下，我们对于政府的要求是：依法行政。而依法行政的前提是必须有法可依并且是有“良”法。在实践中就是国家要有健全的法律体系及法律制度。而且法律体系必须是合乎人民利益的，能够适应法治要求的。我们认为，具体来讲这种法律体系应该体现为这个国家拥有一部具有最高权威的并且是维护人民的合法权利的法律（在一个国家中这部法律应该是宪法），同时拥有适应社会生活各方面需求的准确的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但是不可以和前者相冲突的法律规范。凡是真正实施这些法律规范的，将自己所以活动规范到这个体系约束下的政府就是法治政府，这种情况下的国家采用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能够充分保证人民权利的宪政制度。
我们可以认为，宪政就是要用法律来规范政府的活动，限制政府权力；就是要让人民的权利有所保障。宪政是能够解决有限政府的核心问题的，也就是能够实现权力制衡。因为在宪政制度下，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主要采用了两种有效的并存的权力制约的方式：第一，用法律制约权力。宪政下，宪法以及其它法律规范是规定了政府一切权力行使的范围，也为权力的行使提供了最基本的准则。使政府在行使权力的时候绝对不能够触犯法律的规定。否则政府行为无效，并且有可能受到法律给予的惩罚，如：给受损者以经济补偿。这样，政府的权力的行使就是有了一个必要的“度”，政府在行为时会注意到这个“度”。这使得政府在行使权力的时候能够理性化；第二，就是用权力来制约权力。在宪政体制下人们是有充分权利的，其中就有在政府权力滥用时可以指向政府权力的权力。人民正是通过行使自己拥有的这些权力来实现制约政府的权力，这确保在政府的权力行使伤害到人们的利益时，就将受到来自人民通过合法手段得到的正当有力的抵制与否定。此时的政府权力将无法继续行使下去。因为事物是相对的，所以政府的权力受到制约就相当于说人民的权力得到保护与确认，这有一种“升的意味”。这样的一降一升，使得滥用时候形成的不等恢复为法治下的法定均衡状态。通过上两个制约手段，政府的权力的行使会实现合法化。人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这样均衡就得到了实现。权力制衡被维持下来。

（三）

政府的重要任务发展社会生产。政府要有一定的效率。要是一个有效政府。有效政府是指政府能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切实的保护，政府的决策对于社会来说是有益的。政府能够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我认为只有有限政府才可能是有效政府而无限政府往往是低效的。
在有限政府的领导下，在宪政制度下，确立了的法律的地位，政府的行为有了准则，所以就不会轻易的去做决策，因而，这样的政府决策也就具有非常强的可实施性。而且由于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使得人民相信如果政府的决策有违人民的利益，法律是不会容许的，所以在面对政府的决策时，人们会首先自觉的以一种最好的方法去执行，而不会首先在内心上产生一种抵制的情绪。这样一来，政府必然是个有效政府。
实行宪政是有一定的道德基础的。这一点是说在有限政府领导下，人们的是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的。在这种道德的作用下，有限政府的有效性被赋予了一层特别的保护。人们的良好的道德修养让人们去自觉执行那些正确的政府命令，并且他们会尽力去做的最好。同样他们会放弃那些在法律上被禁止的对政府、对社会不利的行为。即守法和护法。
当然，宪政也是有受到威胁的可能的。因为在有的时候道德也会不起作用。如果人们做了违反法律规范的事情，那么他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而如果政府做出了违法的事情应该怎么样呢？更应该注意的是如果政府违背了宪法应该怎么样呢？当然，目前在有限政府国家中大多数采用的是建立一种违宪审查制度。这种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使得宪法的权威得到维护，使得有限政府不会偏离其轨道。同时这样也是对有限政府的领导地位的一种维护。使有限政府是始终有效的，是始终受到人民拥护的。

（四）

下面我想谈一下我们国家的情况。在中国应该是“徒有宪法之名，而无宪政之实”。在我国，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宪法的可实行性都太小，其内容太过“特色”化，有许多不稳定的东西（例如：经济政策等）也被包含在其中。而且，我国的宪法尤其说是一部法律还不如说是一部政治性纲领。没有法律的特性，却基本了政治纲领的所以要素。学界一直在呼吁修宪，就是因为这一点（至于我国宪法中的问题已经早已被学界清晰评点在此我就不多说）。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们的宪法在实践领域毫无权威可言！至于宪政，更可谓可怜啊。这个词近年在国内四处飘扬，被一些热血人士高呼。但是也正是在近年国内才容许这个概念生存。曾经的中国，一度认为这个资本主义的东西不适合中国。中国从未有过“宪政”之说，就是到现在，“宪政”还没有出现在党和国家的任何正式文件中。
公民的许多重要的基本权利（例如：罢工权等）都没有被写入宪法，而写入宪法的权利被侵犯又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并且被侵犯以后根本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维护，这些现象在我国可以说是太正常的事情了。虽然近年的中国也出现了诸如“教育权第一案”、“平等权第一案”之类的涉及宪法规定的权利的案件，而且结果也是被侵权者的权利得到了保护。但是也正是可以从这些案子因为通过司法解释而作出维护公民权利的判决所带来的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与评析看出：中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一直以来皆未能够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得到维护，宪法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仅仅限于条文文字而已。
面对如上种种，在这个全球走向政治现代化的时代，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现在这种情况？我们的宪法是不是和应该进行一次比较彻底的修改甚至是重新立宪呢？我们是不是应该通过实现宪政来建立一个有效更有限的政府呢？如果不的话，那么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公民的权利还有被侵犯到什么时候呢？我们任何来实现政治发达？如果我们不立即建立违宪审查制度，那么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只想让宪法仅仅是一个形式而已呢？我们是不是要只言政府“有限”，而实际是否有限就随着政府的脾气呢？
我们的法治把呼喊的很高，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国家的一项根本原则。但是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如此，这些口号并不能够使中国实现宪政，不能够使中国建立宪政下的有限政府！
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我国应该在法律体系健全的基础上实现我们的法治，然后实现中国的宪政。也就是说先来审查我们的法律吧。把目前一阶段的主要法治任务定为：完善法律制度，健全法律体系。
应该不断努力，通过对我们政府的有效的约束，把我国的政府转变为在宪政下的一个在我们党领导下的更加有效的政府。通过这样的政府，来使中国的社会发展的更好，来使人民的生活更幸福，国家更加富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