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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在实践中的适用

作者：福建省福州市张涛 QQ在线咨询：175970250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五）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加付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

前 言
　　经过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全国人大于2007年6月29日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并于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
　　在这部以完善劳动合同制度为立法宗旨的法律中，有些条款是存在争议的，典型的就是第八十二条的“二倍工资”起算时间和第八十五条的“赔偿金”以及第八十七条的“赔偿金制度”与第四十七条的“经济补偿金制度”。
　　有关第八十二条的“二倍工资”起算时间的问题，笔者已经在《漫谈事实劳动关系与劳动合同的渊源》和《如何正确理解第六条第二款》两文作了专门和专题阐述，故本文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释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释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编写）和《最高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的理解与适用》(最高法民一庭编写)以及其它相关资料谈一下对于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的理解，至于第八十七条的“赔偿金制度”与第四十七条的“经济补偿金制度”将另文阐述。
　　一、《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在劳动监察程序中的适用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应当支付其差额部分；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二）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三）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的；（四）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未依照本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
　　关于第八十五条如何理解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释义》指出：关于“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的规定，从性质上说属于一种类似加处罚款的执行罚措施，对于用人单位逾期不向劳动者支付应当支付的费用的，通过加收一定数额赔偿金的手段，促使用人单位履行支付义务，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责令用人单位加付赔偿金的前提，是用人单位没有按照劳动行政部门规定的履行期限履行其向劳动者支付相关费用的法定义务。
　　从《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的字面意思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该条款主要解决的是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不支付加班费以及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未支付经济补偿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劳动报酬（工资、加班费、假日报酬和有酬缺勤报酬）和离职金（经济补偿金）的问题。
　　大多数劳动者在用人单位对其实行《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列举的任意一种侵权行为时，首先想到的是到劳动行政部门投诉。
　　以工资报酬[不含加班费]为例：劳动行政部门在受理后，应依法对劳动者投诉的事项进行调查了解。在了解过程中，有些没有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认为劳动行政部门没有办法对劳动者与其约定的工资的工资违反最低工资制度，在向劳动行政部门陈述的过程中随意编排克扣劳动者工资的理由（比如：旷工、请事假等）。
　　有的劳动行政部门认为，一旦用人单位对《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进行否认，双方就对劳动报酬和离职金（经济补偿金）发生争议，双方就应当通过劳动仲裁程序和司法诉讼解决，其实则不然。
　　有关劳动报酬问题。原劳动部《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八条规定，各级劳动行政部门有权监察用人单位工资支付的情况；并且进一步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行为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支付劳动者工资和经济补偿，并可责令其支付赔偿金：（一）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二）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的；（三）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经济补偿和赔偿金的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对于“克扣”和“无故拖欠”的问题，劳动部《对有关问题的补充规定》分别作出了认定标准：《规定》第十八条所称“克扣”系指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扣减劳动者应得工资（即在劳动者已提供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标准应当支付给劳动者的全部劳动报酬）。不包括以下减发工资的情况[用人单位的免责事由和劳动监察程序举证义务]：（1）国家的法律、法规中有明确规定的；（2）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有明确规定的；（3）用人单位依法制定并经职代会批准的厂规、厂纪中有明确规定的；（4）企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相联系，经济效益下浮时，工资必须下浮的（但支付给劳动者工资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5）因劳动者请事假等相应减发工资等。《规定》第十八条所称“无故拖欠”系指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超过规定付薪时间未支付劳动者工资。不包括：（1）用人单位遇到非人力所能抗拒的自然灾害、战争等原因、无法按时支付工资；（2）用人单位确因生产经营困难、资金周转受到影响，在征得本单位工会同意后，可暂时延期支付劳动者工资，延期时间的最长限制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行政部门根据各地情况确定。其他情况下拖欠工资均属无故拖欠。
　　根据上述两个定义，用人单位在劳动监察程序中陈述的劳动者过错或者用人单位免责的情形应承担举证责任；若用人单位不能对其陈述进行举证，则劳动行政部门有权拒绝采纳用人单位的陈述。
　　同理，有关离职金（经济补偿金）和二倍于经济补偿金的赔偿金的认定事实同样可以将举证责任分配给相对强大的用人单位。
　　实践中，在用人单位卑鄙无耻第随意提出理由却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而劳动行政部门为了明哲保身（防止被用人单位推上行政法庭）把本应通过劳动监察程序处理的劳动纠纷依照所谓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以“行政告知”的形式要求劳动者依照劳动争议处理或者诉讼的程序办理的情形屡见不鲜。
　　而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应当（只能）依照国家有关劳动争议处理的规定处理的是用人单位因违反劳动保障规定而对劳动者造成损害应当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
　　需要强调的是，“赔偿金”责任与“赔偿”责任不同。前者是法定的，不具有任意性，不单纯是补偿性的，而是具有惩罚性。《劳动法》第九十一条和劳动部发布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行政处罚办法》（劳部发［1994］532号）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行为之一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责令按相当于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经济补偿总和的一至五倍支付劳动者赔偿金：（一）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二）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三）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四）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根据前述规定，对用人单位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行为、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行为、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行为、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依法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行为，劳动保障监察应当依法予以查处，并应当责令用人单位支付法定数额的赔偿金，这些都是劳动保障监察的职责，与《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就劳动保障违法行为予以赔偿双方发生争议的不同，并非只能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的方式解决。
　　也就是说，从劳动者的角度讲只有《劳动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是与只能通过劳动争议处理的方式解决的事项，而对于劳动报酬和离职金（经济补偿金）事项则属于既可监察又可仲裁的事项，对于劳动者提出行政投诉的，劳动行政部门不应将其推卸给劳动仲裁部门。
　　值得提出的是，《劳动法》第一百零三条对于劳动行政部门不作为或者作为不当的法律责任仅仅是内部监督处理（对于公务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若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而《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五条增加了“给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据此，可以考虑将劳动者未获得的“加倍赔偿”通过“行政赔偿”的方式解决，从而进一步对劳动行政不作为进行制裁。这里的赔偿责任，是指行政赔偿责任，即行政主体违法实施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由国家承担的一种赔偿责任，由行政主体、行政违法行为、损害后果和因果关系四个要件构成。行政主体是指执行行政职务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职务违法行为是指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既包括职务行为本身的行为，也包括与职务有关连而不可分的行为。损害后果是指行政主体实施的行政违法行为对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 的损害仅指物质损害与直接损害。因果关系是指行政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二、《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在劳动仲裁与诉讼程序中的适用
　　（一）仲裁程序中的“加付赔偿金”是否应受理
　　有些劳动者觉得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无望的情况下，转向通过劳动争议仲裁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还有些劳动者对于既可监察又可仲裁的事项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部门提请仲裁。
　　在提请仲裁过程中，部分劳动者在仲裁请求中要求用人单位比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承担“加付赔偿金”的民事责任。
　　实践中，大部分劳动仲裁部门对于该项请求是否受理的问题的意见是不予受理，理由多数为“‘加付赔偿金’是劳动行政部门的行政措施”。这个理由能不能站住脚呢？
　　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因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是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劳动争议。
　　笔者有幸翻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释义》，了解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该条款中的“赔偿金”作了如下诠释：
　　赔偿金是指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的赔偿金和劳动者应当向用人单位支付的赔偿金。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的赔偿金，包括：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如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用人单位未依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或者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或者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以及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未依照本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在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支付后，逾期仍不支付的，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支付赔偿金;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或者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等等。
　　根据该意见，《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加付赔偿金”是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劳动仲裁部门以“‘加付赔偿金’是劳动行政部门的行政措施”为由拒绝受理（或者以该理由不予支持）是不正确的。
　　另外，有些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单单支付本金不足以弥补其损失，故而专门为了为了“加付赔偿金”而提起民事诉讼，为了减轻全国各级基层法院的审判压力，希望最高人民法院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协商，尽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立法本意，明确地将《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加付赔偿金”纳入劳动争议仲裁程序的受理范围。
　　（二）诉讼受理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者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根据该规定，除该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一裁终局的情形，劳动者均可在劳动争议仲裁裁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加付赔偿金”也不例外。
　　另外，经过广泛的征求意见和讨论，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中明确规定“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加付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最高法之决定将《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规定的“加付赔偿金”纳入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主要是基于四点考虑：
　　1、司法为民、案结了事（在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不能支持其请求的情况下，避免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救济，降低劳动者的维权成本，符合司法为民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2、司法公平性和最终性的要求（作为纠纷的最终解决途径，应为当事人留有最终诉诸司法的机会）；
　　3、遵循前法的必要（比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和《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条的惩罚性规定，有利于立法、司法的统一性）；
　　4、推动和谐规范用工环境的需要（较为合理地设计违法、违约成本可以有效地促进合同双方更好地遵循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规范自身行为，实现用工环境的和谐、有序）。
　　（三）如何裁判
【内容摘要】我国现行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法律解释均规定了对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权利的相关条款，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相应的保障措施和更细化的司法解释，影响了被害人民事权益的有效实现。尽管利用刑罚的手段处罚犯罪分子可以抚慰被害人的创伤，但只有对被害人经济损失给予实际弥补才能使其因犯罪而遭受的创伤真正愈合。本文旨在探讨如何通过程序上的设置和实务操作上的改良以实现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损害赔偿权。
【关键词】被害人 损害赔偿 途径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惩治犯罪、保障被告人诉讼权益的同时，无形中忽视了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益，现行刑事诉讼制度无法切实保障被害人的权益、弥补被害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造成的损失。如何从经济上弥补被害人及其家属的经济损失，是本文探讨的要旨。
一、现实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通过笔者在公诉工作中的实践发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有效补偿存在以下难点：
（一）程序上设置的不合理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诉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公诉人在收到承办案件后也都是这样操作的。但在实际操作中，法院刑庭仅受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类案件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对于侵财类案件的被害人，往往还要通过民事诉讼去解决经济赔偿问题，检察院履行告知义务成了为告知而告知，没有任何实体上的意义，也容易使被害人产生误解。
（二）审查起诉阶段对化解矛盾、促进达成赔偿协议的局限
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后，富有责任心的办案人会积极促成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化解矛盾。但基于以下几点考虑，办案人参与化解矛盾的案件数，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得到补偿的机率不高：一是检察院不具居间调解的主体资格，在实践中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可以依托；二是大多数检察院没有形成系统、有效的化解矛盾方法，在具体实践中针对相似的案件往往得不到相同的处理，部分被害人失去了索回损失的最佳时机；三是判决结果由法院说了算，检察院在对最终判决结果不具有决定权，因而无法在调解过程中给予犯罪嫌疑人任何承诺，譬如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从轻处理等，无法赢得犯罪嫌疑人的信任，调解工作无法达到预定效果；四是一旦法院判决没有达到已支付赔偿的被告人的心理预期，则很可能会调转马头找检察院参与调解的办案人麻烦，造成累诉和缠讼。归结于以上诸点理由，检察院的公诉部门往往仅针对案情轻微或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作化解矛盾的努力，争取在审查起诉阶段做到案结事了。这样一来，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权利无法得到全面保障。
（三）精神损害赔偿未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范围
我国立法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配被排斥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范围之外，笔者认为有以下不妥之处：
其一、将精神损害赔偿排斥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之外不符合法律精神。从1886年颁布、1900年生效的《德国民法典》，到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大多数国家规定“精神损害可获得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已被立法所确认。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出台，在司法解释的层面上填补了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空白。而与之相反的是，2000年12月13日《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和2002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都明确将精神损害赔偿排斥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范围之外，形成在普通民事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与司法的“二元化”，出现了民事侵权立法和司法的冲突，二者在立法层面的冲突非常明显，已经破坏了司法层面的法制统一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依附于刑事诉讼但其本质上还是解决因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及精神损失赔偿纠纷，属于侵权赔偿的民事诉讼。因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除要遵循《刑事诉讼法》相关要求外，还必须遵循《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诉讼范围。
其二、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之外不利于从实质上弥补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损失。打击犯罪的目的不仅仅是防止犯罪、杜绝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要想实现真正的和谐，还必须顾全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感受、弥补他们的损失。我国刑法及刑诉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仅追究刑事犯罪中的物质损失，被害人及其家属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身心健康及其相应的人格权不受法律保护，这无疑是有欠妥当的。像杀人、强奸、故意伤害、强制猥亵等刑事案件中，纵然被告人会因为被判处刑罚而得到惩治，从而使被害人及其家属得到心理安慰，但其身心受损的实质性伤害却无法得到弥补，仅仅依靠调解使被害人及其家属得到物质上的补偿不具有强制性和普遍性，不能弥补法律规定的缺位。
其三、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符合人本主义。经济发展带来人文主义的繁荣，人的价值得到体现和尊重。建立和谐社会，必须重视社会上个人的利益。从刑事诉讼的角度看，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属于犯罪行为，依法承担严厉的刑事责任；从民事诉讼的角度看，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同时又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给被害人或其近亲属造成比物质损害更为严重的精神损害，也将依法承担赔偿等民事责任。被告人承担了刑事责任，并非自然抵消或免除其民事责任。仅准许其对物质损害提出赔偿诉求而限制精神损害赔偿诉求，与我们目前倡导的和谐社会理念格格不入，其结果也是不公平的。
（四）犯罪嫌疑人多经济状况不佳，为赔偿设置了障碍
先抛开精神损害赔偿不谈，我们来看看物质损害赔偿。侵财类犯罪的犯罪分子多数经济条件不佳，除了当场抓获之外，赃款赃物几乎都挥霍一空。例如今年我院受理的罗某抢夺案，罗某实施了百余起抢夺犯罪，抢夺的对象均是中年独行女子，根据证据和罗某指认犯罪现场的情况，最终认定的有42起。审查起诉阶段认定的犯罪数额近20万元，所获赃款赃物均已不知去向。最终罗某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被害人在接到《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书》后纷纷来电或是亲自来检察院找办案人了解赔偿事宜，在了解到罗某没有偿还能力后纷纷表示不愿聘请律师、交诉讼费去打一场赢了官司、输了钱的冤枉官司。类似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相当多。如何突破犯罪分子没有偿还能力的硬伤、给予被害人及其家属切实的物质安慰，是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 被害人经济损失赔偿途径的思考
如何完善被害人损害赔偿的途径，是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在不懈探讨的一个热点。笔者拟提出自己的几点浅见：
（一）针对《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可在立法中加以合理变更。
对于此种程序上的设置，可以选择两个方案加以改善。
其一、针对侵财类刑事案件，检察院可直接将此程序滤去，而是变更为告知被害人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并提示民事问题可聘请律师通过民事审判程序解决。其二、仍然保留该程序，法院一并受理侵财类案件的附民诉讼请求。方案二便利了被害人，简化了程序，但是对于刑庭而言则增加了工作压力和难度，对法官素质也提出更高要求。
（二)检察院有必要与司法所、公安机关、法院加强联系，并就调解矛盾事项达成某种机要。
检察院的职能设置中没有调解人民矛盾的内容，不具有调解矛盾的法律意义上的主体资格。司法局的职能之一就是人民调解组织业务，在化解矛盾上可谓名至实归。检察院与司法局联合，可以为检察机关介入刑事案件中的矛盾化解工作找到依托的主体和场所，也可以将化解矛盾的对象扩展到作不起诉处理外的其他案件，从而从最大程度上保障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利益。
检察院与公安机关联合，早日介入侦查阶段的化解矛盾，针对可诉可不诉的案件在犯罪嫌疑人尽到赔偿义务、双方矛盾化解的情况下可以作撤案处理。这样操作不但可以监督调解工作中的规范性和廉洁性，也可早日补偿被害人的损失，同时还可以节省司法资源。
检察院与法院建立某种机要，其目的是解除调解中犯罪嫌疑人的顾虑，其承担赔偿责任后能够得到法院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从轻处理，从而使调解工作与判处刑罚的轻重紧密联系起来，使调解工作能够成为刑事附带民事领域的“辩诉交易”。
再则，司法几家联合、共同关注案件的调解工作，可以达到制约和平衡的作用，预防调解工作中的司法腐败问题。
（三）制定措施跨越加害人无赔偿能力的硬伤
真正让被害人心寒的是一纸判决得不到履行。被害人损失得不到赔偿已是一个普遍现象，遭受同等的损害却视加害人财力的大小而有悬殊的赔偿后果。以我院去年受理的孙某某交通肇事案和张某某交通肇事案为例说明。孙某某系公职人员，其酒后驾车伤人逃逸，被害人李某某经司法鉴定构成重伤，孙某某在其治疗期间支付医疗费20余万元，在审查起诉阶段经办案人调解一次性赔付40万元，前后共计赔偿60余万元，被害人及其家属表示满意。张某某系河北省某县农民，一天深夜驾驶不合格机动车辆经过大港境内时撞倒路中央的郑某，郑某在被撞击后再度碾压致死。张某某家贫，连郑某的丧葬费都没有支付。郑妻在没有得到任何赔偿的情况下精神失常。
如何突破加害人财力不足的桎梏而使被害人及其家属得到赔偿呢？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其一、针对侵财类案件，法院可将罚金的一部分返还给被害人，从而弥补被害人部分损失。所谓罚金，指的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其个人所有的一定数额的金钱的刑罚。罚金被缴纳后，相当部分上缴国库，部分依比例回到法院成为其可支配的资金。这样的程序设置在打击犯罪的大前提下却忽视了被害人才是犯罪的直接被害人，没有顾及被害人的利益。
其二、进入民事诉讼程序的被害人应享受减免诉讼费的优惠，同时对案情复杂、损失重大的案件，应由司法所指派法律援助律师进行法律援助，从诉讼费和律师费上为被害人减轻负担。具体操作可由被害人向法院和司法局提出申请，再由被申请单位提供援助。
其三、针对被害人未得到足够赔偿的案件，可将本应收归国库的罚没钱物灵活变通地交于被害人，一定程度上弥补他们的损失。
其四、建立针对被害人的“国家救济”制度。在上文中提到的张某某交通肇事案中，张某某没有能力赔付郑某亲属从而导致郑妻精神失常，此类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国家可动用国库资金或建立基金会筹措资金，为刑事案件中遭受沉重打击并且未获加害人赔偿的被害人及其家属提供经济援助，缓解受害家庭的伤痛，真正体现人文关怀。
其五、在监狱内建立有发展前景、利润高的企业，建立社会化服刑环境，将未依判决全额偿还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服刑犯人安置在劳动强度稍大、利润更高的工作岗位，将其劳动所得按月支付给被害人或其家属以弥补部分损失。
三、小结
当然，如何救济被害人损失是一个涉及到公、检、法、司四家的复杂命题，理论界和实务界也争论已久。本文从从立法、司法甚至是行政的角度提出一些应然性的构想，可望对司法实践提供一些有益借鉴。作为一名检察人，我们必须正视被害人的权利，在制度的设置还相对滞后的前提下，秉着法律良心尽可能在实务工作中为民解忧。

作者：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人民检察院 孙建英 陈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