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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

吴震、于冰


一事不再理，即禁止“一事再诉”。在罗马法中，诉讼程序中首先存在的是“一案不二诉”原则。罗马法学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即当事人对已经正式判决的案件不得申请再次审理。
从历史渊源上看，一事不再理原则来自于古罗马法中“诉权消耗”的理论。古罗马人从朴素的唯物观出发，将诉权也看作物质的，由于在常识上物质的运动必然带来物质的消耗，因而他们认为诉讼权的行使也将导致诉权的消耗。所谓诉权消耗，是指所有诉权都会因诉讼系属而消耗，对同一诉权或请求权，不允许二次诉讼系属。一旦限制同一诉权或请求权只能有一次诉讼系属，那么即使允许当事人对同一案件提出诉讼请求，被告也可以提出既决案件的抗辩或诉讼系属的抗辩，使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无法成立。不管怎样，对同一案件一旦诉讼系属成立后，就不能再次对这一案件提出诉讼请求，这就是罗马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据此，在罗马法中，一事不再理的效力是自案件发生诉讼系属后就产生的，而不是自判决确定时才产生。
现代民事诉讼理论一般认为“一事不再理”内容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指诉讼系属效力，即一诉已经提起或正在诉讼中，该诉就不得再次提起。同一诉讼案件禁止重复起诉，不限于同一法院起诉的情形，向其他法院重复起诉亦受禁止。其二是指既判力的消极效力。即对一诉已经作出了终局判决，不得再次提起或重新审判。在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之间就某特定诉讼请求所有诉讼程序完毕后，法院也作出了最终判决，则败诉当事人无权重新提起该诉讼。同时，如果某一诉讼程序对某一事实争议已作出了判定，则败诉当事人也无权另行起诉，对该事实争议进行重新审理。这个规则称为既判决规定，也可称为请求权禁止规则。该规则意味着原告无权以同一诉讼理由对同一被告分别起诉，而主张获得更多的赔偿数额，如在原诉中败诉，则表明其前提出的诉讼请求被原判决所排除，其请求权归于消灭。不论是成文法系国家还是判例法系国家，在民事诉讼中均禁止“一事再诉”。①
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一项古老的诉讼原则能够延续至今，并成为近现代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根源在于它对民事诉讼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它反映了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目标公正与效率。如果允许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反复提起诉讼，不仅会加重当事人的经济负担，还会造成裁判机构的人员、物力、财力的浪费，增加裁判机构解决民事纠纷的成本，并且如果败诉方相信他们可以再次提起诉讼，他们就永远不会尊重法院的判决，并顽固地拒绝执行对其不利的判决，无休止的诉讼,同时更刺激了对法院决定的不尊重，从而严重削弱了法院体系的效率，不符合效益的价值目标。同时，反复诉讼也会使当事人的正当利益不能及时取得，迟到的正义，也不符合公正的价值目标。正基于此，一事不再理原则在世界各国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国在立法上未明确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审判实践中对何谓“一事”理解不一，标准各异。研究一事不再理原则，对于解决我国民事诉讼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公正效率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一、一事不再理原则与既判力理论的关系。
确定判决之判断被赋予的共有性或拘束力就是既判力。②一事不再理原则与既判力理论存在承继关系，这是学界共识。笔者认为，“一事不再理”与“既判力”是相互交叉的两种制度，它们既互相区别，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事不再理是强调裁判一旦生效，无论其结果如何，同一案件的诉权即被消耗殆尽，同一当事人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同一请求再行起诉的，法院不再受理。同时一事不再理原则中的诉讼系属效力也是既判力理论无法涵盖的。一诉已经提起或正在诉讼中，该诉就不得再次提起。同一诉讼案件禁止重复起诉，不限于向同一法院起诉的情形，向其他法院重复起诉亦受禁止。禁止重复起诉的形态，不限于后诉的独立起诉的情形，也包括以反诉、参加诉讼、变更诉讼等方式达成的当事人的后诉与前诉成为同一诉讼的情形。
既判力则强调生效裁判的拘束力，生效裁判不仅对当事人（不仅指同一当事人）有拘束力，同时约束法院的行为，因为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事实是法律拟制的真实的事实，当事人有义务执行生效裁判，不得再要求作出重新确定事实和进行利益分配的裁判，法院也不得就同一事项作出不同的裁判。可见，一事不再理侧重于对当事人诉权的限制，既判力则侧重于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二者在制度上的立足点不同。同时，一事不再理与既判力又不是毫无关联的，因为一事不再理是从限制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方面来维护既判力，也正是由于既判力的存在，法院对同一纠纷才存在“不再理”的问题。所以说，一事不再理与既判力既有区别，又密切相关，二者在理论和实践上是相辅相成的，不能互相取代。只有在正确认识“一事不再理”和既判力关系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进行深入地剖析。
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具体适用。
（一）重复起诉的判断标准。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关键是要解决重复起诉的判断标准。有的学者认为，一事不再理适用于同一当事人和同一案件，也就是说在法院已作出生效裁判后，同一当事人不能就同一案件再提起诉讼，这一般被称为两同的观点。也有的学者将两同概括为同一当事人和同一诉讼标的或同一当事人和同一诉讼请求。还有一种观点是从三同的角度来考察所谓“一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应满足的条件是同一当事人、同一诉讼标的和同一诉讼请求。③
笔者认为，在上述学说中同一当事人和同一诉讼标的的衡量标准具有较大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同一诉讼，一般只对诉讼系属内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所以以同一当事人作为判断标准之一争议不大。至于同一案件，过于笼统，是一种逻辑上的重复，让人无从把握，少有认同，同一诉讼请求是可以为诉讼标的理论所包容的。诉讼请求是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根据诉讼标的向法院提出的具体的权益请求。一般认为，诉讼标的是指当事人之间争议的、原告请求法院裁判的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的主张或者要求（声明）。诉讼标的是诉的构成要素之一，是此诉区别于彼诉的本质要素。诉讼标的是任何一个民事诉讼案件都必须具备的，诉讼标的决定了案件如何审理裁判的一切诉讼程序问题。换句话说，诉讼标的是整个诉讼的核心，一切诉讼活动都是围绕着诉讼标的来展开的。缺乏诉讼标的，该纠纷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诉，向法院提出。如果当事人提出的诉讼标的与以前法院已经裁判过的另一案件的诉讼标的相同，无论该当事人提出了与前案如何不同的诉讼请求，法院同样会以后案与前案诉讼标的相同而裁定“一事不再理”；相反，如果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与以前法院裁判过的另一案件的诉讼请求完全相同，但只要诉讼标的不同，法院仍然应当作为新诉予以受理。所以，诉讼请求不是判断重复起诉的识别标准。
（二）诉讼标的理论的考察和选择。
有了同一当事人和同一诉讼标的作标准，仍不能解决重复起诉的判断问题。原因在于诉讼标的理论十分复杂，学说众多。什么是同一诉讼标的呢？笔者在此试图从考察诉权理论发展的历史出发，提出对同一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
1、诉讼标的理论的历史发展。
诉讼标的的理论基础是诉权学说。正如诉权理论经历了由私法诉权说到公法诉权说一样，诉讼标的理论也随着诉权理论的发展，经历了由实体法学说到诉讼法学说的历程。
传统诉讼标的理论也称旧实体法说。这一理论认为，诉讼标的是原告在诉状中所提出的具体的实体法上的权利主张，判断诉讼标的多少的标准是原告在实体法上享有多少个请求权。据此，凡实体法上发生竞合的几个请求权，即使给付目的相同，也可以成为几个独立的诉讼标的。以某甲乘坐电车时因电车突然刹车而致受伤这一事件为例，甲可以同时依侵权行为产生的请求权和违约行为产生的请求权诉请法院裁定电车公司赔偿，这是两个不同的诉讼标的，在同一诉讼中构成诉的合并；甲由主张一个请求权而变更为另一个请求权，构成诉的变更；如果一个请求权遭败诉判决，甲可以依据另一请求权起诉，此时不发生违反既判力的问题。总的来看，旧实体法说以实体法上有不同评价、诉讼上就有不同的诉讼标的为其理论支点，因而有“便于法院裁判和当事人攻击防御，既判力客观范围明确”的优势，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个事件有几个诉讼的重大缺陷，以致“增加当事人讼累，增加法院的案件，减损民事诉讼之功能，同一个事件可能有几个判决并存。”④
新的诉讼标的理论是在批判旧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旨在解决旧理论所不能解决的请求权竞合问题。新诉讼标的理论将诉讼标的从实体法关系中完全分离出来，构成诉讼法上的诉讼标的概念。原告提起诉讼，只需主张所希望的法律效果或地位，而不是实体法上的权利，只需要讲明自然事实即可，而不强求其说明到底基于哪一种法律理由。新诉讼标的理论经历了从二分支说到一分支说的演变。
二分支说也称为诉的声明及事实理由合并说。该说认为，诉讼标的应以原告陈述的事实理由和诉的声明为根据加以确认；凡诉的声明与事实理由任何一种要素为多数时，则诉讼标的为多数，从而发生诉的合并、追加与变更。在实体法请求权竞合时，只要诉的声明和诉的事实理由合并构成一个诉讼标的，则不论实体法上存在多少个请求权，也不发生多个诉讼标的问题。二分支说确立了实体法请求权竞合时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但也遇到了问题，即如果几个请求权的发生是基于几个不同的事实，而要求的是同一给付，诉讼标的应如何识别？如原告以买卖的原因关系和票据关系同时向被告请求给付价金的诉讼。按照二分支说，买卖关系和票据签发的事实各自成为不同的事实理由，此诉讼中应为两个诉讼标的。
一分支说也称为诉的声明说。该说认为，诉讼标的以诉的声明或原告起诉的目的为识别标准。以同一给付为目的的请求即便存在着不同的事实理由，仍只是一个诉讼标的。一分支说不仅合理解释了实体法请求权竞合时诉讼标的的单一性，也解决了诉讼请求单一而有几个事实理由时诉讼标的应当如何识别的难题。但一分支说也同样存在问题。首先在请求给付金钱或替代物的诉讼中，由于一分支说一味地追求纯诉讼上的诉讼标的概念，在识别诉讼标的时不将事实理由考虑在内，导致几乎无法判断诉讼标的是否同一。其次法院在审理时不论事实理由，只要是一个诉讼声明就认定为一个诉讼标的，这无疑会扩大法院判决的既判力范围。
新实体法说是主张诉讼标的理论研究应回到实体法领域的一种学说，它与旧实体法说相对应。该说认为，诉讼标的的一系列问题，本源出在实体法请求权竞合上，因此应当从根本上修正实体法竞合理论。这一修正即，事实关系单一的数个实体法请求权竞合，只是请求权基础竞合；因不同事实关系所发生的数个请求权竞合才是真正的请求权竞合。由于实体法理论中关于请求权竞合和请求权基础竞合的区别标准并未能统一，新实体法说很难让人信服。这一学说归根到底还是认为诉讼标的的确定取决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它只是力图追求使其理论能具有新诉讼标的理论所具有的效果而已。
纵观新旧诉讼标的理论的论争，争议的焦点主要是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由于识别标准不同，导致不同理论在一事不再理和既判力问题上得出不同的结论。
2、二分支说的优势和完善。
笔者主张采纳诉讼法学说中的二分支说。理由是二分支说体现了现代民事诉讼发展的方向，具有可操作性、合理性。
（1）相对于实体法说，二分支说体现了现代民事诉讼的发展方向。
诉讼标的的旧实体法说产生于私法诉权说盛行的时代，那时学者们认为，民事诉讼法中的诉权不过是权利保护请求权的另一种形态，权利保护请求权本身就是诉讼标的，将私法上的请求权概念，移植到公法领域，就此提出了旧说理论。在这个时代，民法关系相对简单，法典条目界定清晰，民法典能够涵盖私法社会的大部分内容，人们普遍认为，法院只需要严格依法办事就可以了。首倡旧说的威瓦哈教授就坚持认为，诉讼法不过是为了完成实体法规定的目标而在实体法的指导、约束下而形成的。旧说直接将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概念移植到诉讼法领域的做法，符合了这个时代的要求。
1931年，罗森伯格教授发表了《民事诉讼法上的法律观点之变更》和《诉讼标的》的论文，认为原告在诉讼中所关心的是诉讼的结果，而并非请求权或形成权在法律上有如何之性质，原告只需要将其希望的法律结果加以主张就可以了，从而奠定了新说的理论基础。⑤此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民法典已经没有能力完全涵盖私法生活，法院得以发挥更大的作用，20世纪20至30年代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要求法院对法律予以宽泛的解释。由耶林的目的法学、法国的科学学派、德意志的自由法学和利益法学共同形成的自由法运动，对概念法学展开了猛烈的抨击，辩证推理、论理解释等新的法学方法得到了倡导。经过一大批杰出的诉讼法学者的研究和富有创造性的努力，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基础得以形成，民事诉讼法开始摆脱民法附庸的地位。
时至今日，私法社会与旧说诞生之日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技术、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人们观点的变化使私法社会的内容变得无比复杂，稳定而机械的成文法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涵盖私法生活，概念法学的统治地位已经动摇，就连一直信奉“三段论”司法逻辑的德国人也开始在司法实践中尝试法官造法。旧说在当代就显得不合时宜，因为当代社会需要民事诉讼法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贯彻民法所预设的私法秩序的同时，社会还需要民事诉讼法承担起填补民法缺漏、修正民法谬误的责任。相反，新说摆脱了民事实体权利与实体法律关系的绝对束缚，以当事人在诉讼上的主张作为诉讼标的，直接将纠纷的整体作为审判的对象。在审理过程中，由于无须拘泥于民事实体法，法官可以较为灵活地解决纠纷，如果纠纷本身已经为民事实体法所涵盖，且民法的规定又是合理的，法官就可以直接适用，如果纠纷本身没有被民法所涵盖或者民法的有关规定明显不合理，法官则可以在民法以外发现、确认新的民事权利，以填充、修正民法的缺陷，使民事诉讼法与民法一同创造正义的私法秩序。
在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都存在这样一种观点：人民法院民事诉讼主管的法律关系必须是依照民事实体法形成的社会关系，当事人主张的权利必须是由民事实体法规定的权利。于是一些新型的案件就无法为法院所受理，当事人的游离于实体法之外的正当权益便无法得到救济。我国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主张扩大我国民事诉讼主管的范围，切实保护“形成中的权利”。笔者认为，新说的适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新说以当事人在诉讼上的主张作为审判的对象，审判与讼争的关键是当事人在诉讼上的主张是否合理，而不是民法是否有所规定，这样便摆脱了民法对法官的绝对束缚，法官可以将各种类型的案件纳入诉讼系属，再通过审理决定是否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2）二分支说相对于一分支说更为合理，更具可操作性。
首先，没有一种权利主张能够脱离事实而存在，一分支说完全
不考虑原因事实，势必使当事人的主张成为空中楼阁、无源之水。其次，一分支说也不符合司法审判的实践规律，法官在审查案件时不可能脱离纠纷事实，只考虑抽象的权利主张。第三，二分支说相对于一分支说，在诉的声明之外把当事人提出的原因事实也作为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之一，可以兼顾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优势。一方面可要求当事人围绕请求裁判的事项充分提出诉讼资料以证实其事实主张，在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基础上把当事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从而对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起着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使法院不完全受当事人事实主张的限制，而有权对案件事实进行必要的调查，并适当干预当事人的权利处分行为，以便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
当然，二分支说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没有哪一个理论是能够包治
百病，解决所有问题的。笔者认为，在二分支说适用过程中产生的有关问题，是可以克服和解决的。例如在基于买卖关系的给付诉讼和基于票据关系的给付请求中的问题，可以采取法律效果评判的方法，对产生同一法律效果的给付请求认定为重复诉讼，或基于一次损害不能得到两次赔偿的法律原则予以驳回。同时，对于是否构成同一事实的问题，在具体案件中如当事人已经提出明确的法律主张，也可对该权利的事实依据加以观察对照，不能机械地完全抛开明确的法律规定。大陆法系，特别是德国法，往往过于追求理论体系的完整和完美，希望能建立一种解决所有问题的法律理论，这也是不切实际的。总之，诉讼标的二分支说与其他学说比较，虽有不足，但更加合理实用，也体现了现代民事诉讼的发展方向，应当为我们所采纳，并给予不断的完善和发展。
综上所述，一事不再理原则在适用中应当以同一当事人和同一诉讼标的作为重复起诉的识别标准。对同一诉讼标的的判断，应在考虑诉的主张和原因事实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法律原则和法律效果综合判断。
三、我国立法规定的不足和完善。
我国民诉法没有对“一事不再理”作为诉讼原则加以明确化。学界一般认为，我国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就是体现了“一事不再理”原则。该项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该规定不论在立法技术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存在问题。该条只规定对生效判决、裁定不得再诉，未包括调解书、支付令等正式的法律文书。其次“但书”条款内容单一，没有包括其他可以重新起诉的情形。民诉法实际规定的是“一案不得再次起诉”，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笔者认为，“一事不再理”作为一条古老的民事诉讼规则，司法实践中已深入到法律职业者的法律意识之中，我国民事诉讼法在修订时应将其写入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中，并在文字表达上予以明确化、规范化。


注：
① 薛江明著《本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权不应支持???兼论处分原则与一事不再理》。
②高桥宏志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法律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477页。
③周岩著《论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兼谈完善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设想》，载北京二中院《程序公正与诉讼制度改革》。
④杨建华《民事诉讼论文选集》，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21、422页。
⑤杨建华《民事诉讼法论文选集》，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23页。

我国审判管理体制改革构想
孟昭科　姜启波

　　改革开放、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要求司法改革加快步伐，实现司法公正。党的十五大确定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并提出“推进司法改革”的任务。审判管理体制改革是司法改革的关键，必须先行。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1999年度法院工作报告中指出：“法院改革的重点是改革长期存在的审判工作行政管理模式，建立符合审判工作规律，具有审判工作特点，适应审判工作的法院管理体制”。1在推进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中，人民法院要成为社会公意的权威，依法治国的支柱，必须重塑审判管理体制的价值观念，改革现行的审判管理体制，构建新型公正、高效、有序的审判管理体制，推动审判工作全面发展。
一、现行审判管理模式剖析与改革现状
　　我国现行审判管理体制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战争年代，出于特殊需要，必须保持高度统一的领导。在审判管理上采取了首长负责制的行政管理模式。建国以后，人民法院审判管理体制很大程度上是照搬前苏联的行政管理模式，这种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审判管理体制，对人民法院审理各类案件，巩固国家政权，促进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旧的审判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主要表现在：
　　(一)诉讼基本原则和制度功能难以实现
　　现行审判管理模式具有极强的行政化和集权化特征，强调法院独立审判，不注重合议庭、法官在依法独立审判中的作用。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实行院长、庭长审批案件制，合议庭没有最终裁决权，案件的裁判结论由未参加审判长的院长、庭长凭借司法经验和对法律的理解定夺；放宽了法律规定的“重大、疑难案件”的范围，审判委员会的职能被任意扩大，成为一种“超审判组织”。法院内部对审判权多层分解及由此产生的逐级请示报告，使得审判工作管理责任分散，案件管理失控，公开审判、合议制、“两便”原则等难以落实，阻碍了诉讼基本原则和制度功能的实现。
　　(二)程序的保障作用难以发挥
　　审判程序与审判管理密切相关，审判程序是审理案件的规则和制度，解决的是诉讼程序法律问题，而审判管理是审判环节和审判组织的运作机制，解决的是审判秩序管理问题。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依据，后者是前者的保障和补充。2现行的审判管理模式忽视程序对审判的保障作用，缺少对诉讼程序实行一体化管理的专门机构，对案件的审判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不注重程序管理，程序的作用往往被领导的意志所替代，不仅审判程序的公开性差、透明度低，也使实体裁判中的“暗箱操作”有可乘之机”这种行政首长负责制的管理模式，弱化了法院内部的执法监督，使得程序的保障作用难以发挥。另一方面，法官对个案的审判流程又有绝对的控制权，且不受其他权力的制衡，极易导致法官随意增减程序。
　　(三)诉讼经济与效率原则难以体现
　　现行的审判管理体制，制约了审判效率的提高，加大了诉讼成本。在立、审、执不分的管理模式下，每个审判庭都是由法官、书记员、法警和司机等组成的“大审判”队伍，由于对审判缺少有效、统一的管理，人员和服务于审判的后勤保障很难达到科学、合理、高效的要求，造成人力资源浪费，加大了诉讼支出，不利于提高办案效率。此外，将审判职能分割给合议庭与审判庭、庭长、院长层层行使，案件层层把关，审者不判，判者不审，造成实际上的多审级，增加了诉讼成本，浪费了有限的审判资源，延误了诉讼。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审判，使得诉讼经济与效率原则难以实现。
　　(四)法官素质难以提高
　　传统的审判管理体制过多地采用行政管理的方式，使得审判活动渗入了行政化的特征，法官审判案件受院长、庭长、审委会的领导，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法官的裁判意见只有经过批准、确认，才能成为实际的裁判结果。法官不能依靠自己的思想、知识做出正当合法的判断，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事实调查官，弱化了法官的独立人格，否定了法官做为审判活动的主体资格，使审判权依附于行政权，不符合司法规律，影响到法官对法学修养、审判艺术的培养，为社会公众服务精神的治炼，对社会正义的追求，甚至削弱了作为法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法官的素质难以提高。
　　(五)科学管理与决策难以实施
　　现行的审判管理体制，缺少对审判程序统一管理的部门，司法行政工作、审判程序管理工作、案件的具体审判工作互相掺杂，个案的处理情况无法控制，某项审判工作的进展情况也难以准确把握，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都很难实现对实判工作的科学管理与决策。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加强、社会全面进步，传统审判管理体制中轻程序、弱制衡的弊端与公众对司法公正性要求日益增强的矛盾；审判效率低下、人力资源浪费严重与案件不断增长，公众对审判高效性要求日益增强的矛盾；法官素质不高、司法腐败严重与依法治国、公众法律意识日益增强的矛盾，显得十分突出，审判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加快进行，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纵向来看，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分为三个层次，即法院体制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审判管理体制改革，属于审判宏观管理的范畴；审判方式改革，属于工作方法改革的范畴。在司法改革这一系统工程中，高层次改革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低层次改革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人民法院过去十年，在研究和探索审判方式改革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强化公开审判，强化当事人举证，强化庭审功能，强化合议庭功能，规范了审判活动，促进了审判工作的发展。但是，由于长期忽视审判管理方式在司法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许多人把审判方式和审判管理方式混为一谈，导致我们对审判工作管理缺乏研究和探讨，使其成为我国司法改革中的薄弱一环。审判方式不同于审判管理方式，审判方式具有法律的规定性和对个案审判的针对性，其本质应该是法律规定的再现，而审判管理方式则无法律的规定性，也不涉及个案的处理，它是创造条件，保证司法目的实现手段。因此，审判方式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管理上的问题。
　　目前，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法院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程序不公、裁判不公、效率不高、司法腐败严重等，而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审判方式改革是远远不够的，要使审判公正、高效、有序运行，消除腐败，弘扬正义，开创法院审判工作的新局面，司法改革必须进入一个更高层次，更深领域，即必须启动审判管理体制的改革。最高法院肖扬院长强调指出：人民法院今后几年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努力建立公正、廉洁、高效、运行良好的审判工作管理体制。3
二、审判管理体制价值观念的重塑
　　成功的实践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我国审判管理体制改革，也需要正确的理论分析和价值观念给予引导。为此，必须在国外先进的管理体制与我国传统体制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并追求适度超越，为中国审判管理体制的构建，提供理论和价值基础。
　　正义、效率和秩序，是法律永恒追求的基本价值，是构建科学审判管理体制理论和价值基础。正义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永恒主体，司法的灵魂在于它的公正性，司法失去正义，也就丧失了生命力。然而正义并不是司法唯一的价值追求，正义离不开效率，效率低下，正义就无从谈起。秩序的存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也是司法的基本价值之一，正义和效率必须依赖秩序，在有序中实现。科学、合理的审判管理体制，应建立在正义、效率、秩序的价值基础之上，也应当成为我国审判管理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
　　审判管理体制应保障正义价值的实现
　　正义与邪恶、公正与偏私是几千年来人类法律实践中经久不衰的话题，而司法的正义与否，又是其中最敏感的神经之一。在中外学术著作中，正义被赋予多方面、多层次的涵义。美国法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并且明确地指出，“正义即公平。”4可见正义是有关公平的观念、思想、原则和制度的总和。
　　司法正义又简称为司法公正，它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从主体到客体，从内容到形式，从程序到实体，从静态到动态，均达到合理有序的状态。如同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司法正义是法律体制的第一美德。法律体制如果不是正义的，那么无论多么高效和有序，也必然为人们所改革或废除。5法院审判活动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关口，有其特殊的重要性。正义体现在审判活动中即指审判过程要遵循正当平等的原则，审判结果要体现公平正义的精神。前者称为程序正当，后者称为实体公正，二者构成了司法公正的基本内容。我国传统审判管理体制重实体，轻程序，忽视了正当程序对实体公正的保障作用。从而导致审判实践中某些背离程序的不公、不快、不廉现象的发生，损害了实体正义，影响到司法公正的实现。科学的审判管理体制要求审判过程的公正性与审判结果的公正性，两者之间实现有机统一。改革传统的审判管理体制，要求我们用更多、更好的制度、办法和措施，强化诉讼程序管理，强化审判过程管理，使审判管理体制体现程序正义价值，为实体正义创造条件，提供保障。
　　审判管理体制要保障效率价值的实现
　　从传统观点看，效率是经济学的价值取向，而法的价值取向则是公平，即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如何把经济之一做得更大，法学家关注的是如何把经济之一分得公平。随着法律对经济生活干预的日益增多，如何把经济之一做得更大，已离不开法律对资源的效率性分配。在人口日益膨胀与资源日益稀缺的矛盾冲突中，最大限度地进行资源利用与配置以不断满足人的价值需要，乃是法律不可缺的价值之一。6法律对经济的调整如此，审判管理体制对审判力的调整也同样如此。任何管理体制无一例外地体现效率价值之一。哪种审判管理体制能够减少诉讼成本，取得最佳诉讼效果和社会价值，该审判管理体制就是好的管理体制。因为审判效率与司法公正密切相关，只有依法高效地审判案件，才能更好地体现司法公正。如果案件久拖不决，审理限期长，必然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继续受到侵害，就谈不上公正。即使最终做出了正确的裁判，也延长了合法权益遭受侵犯的时间，就不能很好地体现司法公正。传统审判管理体制中，缺乏效率的保障机制，不能实现审判力量与资源合理、有效配置，使得一些法院在抓审判效率中，有的是政治说教，还有的是物质刺激，难以奏效，超审限问题突出，严重影响到司法公正。改革审判管理体制，就是要对审判力量、审判岗位、案件数量、物质装备、后勤服务等做定量分析，合理分配人力，有效利用资源，实现最佳组合和配制，用制度的方式保证其长期的发挥效能，缩短审判期限，追求审判的效率价值，更好地体现司法公正。
　　审判管理体制要保障秩序价值的实现
　　秩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必须满足秩序价值的实现。审判管理的目标之是一建立良好的司法秩序。因为正义的广泛实现需要良好的秩序，高效依赖于有序。改革审判管理体制，就是要更好地追求司法的秩序价值，为正义价值和效率价值的实现创造有利的条件，提供可靠的保障。当前，某些法院和审判中存在的，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久诉不立，久立不审，久审不判，久判不执，久执不结，案件超审限严重的问题；滥用强制措施，乱争案件管辖权，搞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甚至造假案，司法严重不公的问题，都是审判秩序不良的反映，其主要的原因是，旧的审判管理模式不利于秩序的建立和秩序价值的实现。改革审判管理体制，应从制度上对审判工作的立案、审理、执行、监督几个主要环节科学界定，制定明确的公开化指标和效率目标，实行严格的分段管理(流程管理)，同时，给予适度的宏观控制，使各个环节既分工合理，衔接紧密，又互相配合，有效制约，进入高效有序的良性运作状态，将这些管理制度融入科学的审判管理体制之中。
　　有利于秩序价值实现的科学管理体制的运行，以管理对象的自觉遵守为条件，因此，必须加强对管理对象的教育，严明纪律。同时，对违规操作、破坏秩序者予以责任追究。
三、科学审判管理体制的构建
　　科学、合理的审判管理体制应建立在公正、效率、秩序的基础之上，如何使审判管理体制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达到我们所追求的价值目的，值得研究。笔者认为，科学的审判管理体制的构建，应以程序管理为中心，以改革审判方式和执行工作为主体，以改革法官体制为关键，以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为保障。
　　(一)科学审判管理体制应以程序管理为中心
　　程序中心指的是法律制度进化的过程中，强调程序建设的重要性和凸显程序在审判管理中的枢纽位置。从程序和实体二者关系的角度而言，“无论是从现实中的意义来看，还是作为纯粹的理论问题或者依据历史的事实，我们都可以说诉令法具有先行于实体法，或者说程序法具有作为实体法形成母体的重要意义”。7也就是说“程序是实体之母”。8诉讼程序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及实现实体中预设的权利与秩序，从而彻底解决纠纷。可见，以程序为中心的审判管理体制符合时代的要求，是被证明了科学、合理的现代化管理体制。
　　程序中心依托审判流程管理，对立案、审判、执行全部诉讼过程进行合理、科学、有序的规范。流程管理是把借助科技手段现代先进的管理方法引入审判工作，对审判实施流程管理手段，是将案件流程控制权与实体审判权分立，起到了分权制衡的作用，实现对审判工作由行政型管理向审判型管理的转化。它对开庭时间、结案日期作出严格规定。能够有效地避免超审限、久拖不审、久审不决的现象，解决承办法官审理案件，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疑难案件往往不能按时结案，存案积案多的问题。把审判节奏转到严格适应流程管理的制度上来，处于良性循环之中，审判管理趋于有序化。流程管理实际是对案件审理过程的管理，即把案件审理过程分为收案、送达、排期、庭审、宣判、执行、结案、归档若干阶段，实行分段管理。案件立案后，立案庭跟踪整个审理的流程，直到审理终结。实施审判流程管理，是审判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审判工作公正、高效、有序运转的根本保障，现代化审判管理体制的核心是对案件实施流程管理。实施审判流程管理，强化程序观念，以程序公正促进实体公正，保障司法公正，实现司法改革的最终目的。
　　(二)科学审判管理体制应以改革审判方式和执行工作为主体
　　审判管理对象是人民法院的审判和执行活动，创建科学的审判管理体制，应以改革审判方式和执行工作为重点。审判方式改革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审判方式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审判模式接近审判管理体制改革所要追求的正义、效率和秩序的价值目标。审判方式，亦称诉讼结构(模式)，是指法院的诉认行为与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法院与当事人在诉讼推进过程中的权限分配方式。9审判方式改革应围绕审判的全过程，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审判公开原则是现代诉讼制度的重要特征，是诉讼制度走向民主、文明的标志，它根植于现代民主政治对国家权力运作的监督和对公民知情权有确认。公开审判的实质是，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必须得到充分尊重。审判公开最基本的价值在于它为社会监督审判权的运作过程创造了条件。科学的审判管理机制，必须全面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反对“暗箱操作”，在审判工作中推行“阳光工程”。
　　生效法律文书，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具有国家法律的权威。然而，我国法院“执行难”问题，目前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影响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突出问题。执行机构互不隶属，力量分散，装备薄弱，严重制约执行效率，影响执行效果。必须加快建立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设立执行局，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统一调度指挥执行装备和力量，组织进行集中执行；确定执行重点地区、重点案件，组织、实施对重大案件的专项执行。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审判的正义、高效、有序落到实处。
　　(三)科学审判机制应以改革法官管理体制为关键
　　法官是审判活动的主体，正义要由法官来伸张。审判管理体制的正义、效率和秩序价值都是通过法官的审判活动实现的。法官体制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审判管理体制价值的实现程度。因此，改革现行的法官体制，是审判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司法权是一种被动性、判断性、程序性、中立性、终局性的权力，其判断性和中立性决定了法官必须保持较高程序的独立性和中立性，、终局性的权力，其判断性和中立性决定了法官必须保持较高程度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以保证其活动的公正性、正当性和合法性。法官之间可能因资历等原因而等级不同，但法律赋予其的审判权应当是平等的，所有法官对案件的裁判都应处于同一平等线上，不应受其他法官的指挥和控制。这就要求审判管理必须摒弃以行政为本的传统管理观念，提倡以法官为本位的管理观念，发挥法官的主导作用，实行法官责任制。
　　法官体制改革要真正确立法官在法院审判活动中的中心地位，尊重法官的首创精神和独立人格，培育法官的现代司法理念和职业意识，明确划分独任庭、合议庭与审委会的职权，还独任庭和合议庭以独立审判权，保证法官享有独立、完整、彻底的审判权。
　　建立合议庭负责工作机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代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是审判组织，即独任庭或合议庭。因此，独任庭或合议庭享有的审判权应该是独立的、完整的。法院中除少数案件依法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外，其余案件均由独任庭或合议庭独立审判。合议庭与审判庭的关系上，应明确审判庭不是法定的审判组织，而是人民法院内部承上启下的审判管理机构，审判庭对具体个案的处理意见对合议庭没有约束力。在合议庭内部，法官之间平等，合议庭内的法官对案件共同审理，共担责任。案件出现质量问题，追究合议庭法官的责任，但坚持正确意见的法官可以免责。
　　推行审判长、独任审判员选任制。要改革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法官享有裁判的权力。改革后，独任审判员和审判长的权力大了，责任重了，对其政治和业务素质的要求也更高了。为保证审判质量，必须做好独任审判员和审判长的选任工作，除了院长、庭长可以担任独任审判员和审判长外，必须建立有效的选择机制，保证品行端正、学识渊博、司法经验丰富的优秀法官脱颖而出。院长、庭长和其它审判长一样，只有参与审理案件时，才具有审判权，其身份不再是院长、庭长与其它法官一样，只是具有法定资格的法官。
　　(四)科学审判管理体制应以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为保障
　　科学的审判管理体制以实现正义、效率和秩序价值为目标，而达此目的，依赖于三条，一是体制合理，二是正确运作，三是保障有力。在改革审判管理体制和法官体制之后，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保障体制的运行，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了保障实现审判管理体制的正义价值，必须建立并实行严格错案追究制度。权力的约束和制衡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随着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职权的扩大，必须大力强化对审判主体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实体正确。对独任审判员错误裁判，应由独任审判员承担责任。对合议庭成员评议案件时，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致使合议结果错误，造成错判的，由导致错误结果产生的成员承担责任。对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违背事实，曲解法律，导致错案发生的，由有过错的审委会委员或主持人承担责任。对院长、庭长工作不负责任，好人主义，知错不纠，导致错判的，要由院长、庭长与有过错的法官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客观分析产生错案的原因，准确界定错案范围，严格执行错案追究程序。区分错案性质、过错程度，把错案责任追究到人，保障实体正义价值的实现。
　　为了保障审判管理体制效率和秩序价值的实现，必须建立并实行违纪违法审判追究制度。效率和秩序都依赖于法官实现，在对法官进行正面教育和引导的同时，必须明确延误审判，违规操作，破坏秩序者应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