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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债权人的代位权诉讼

李 民

　　
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代位权的行使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所谓债权人代位权，是“指债权人享有的为保全其债权，当债务人怠于行使其权利而危及债权人权利的实现时，以自己的名义直接行使债务人权利的权利。”[1]从我国合同法的规定看，我国规定的是“代位诉权”，最高法院称之为代位权诉讼制度，即债权人只能通过诉讼行使代位权。代位诉权包括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对次债务人提起诉讼、申请强制执行、申请诉讼保全等一系列诉讼权利。合同法对债权人代位诉讼的规定，突出了对债权人的保护，具有重大积极的意义。学界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已经很多，但是司法实践对这一新生事物还比较陌生，有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笔者在此不揣冒昧，试图就一些重要问题作一简单探讨分析，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债权人代位诉讼制度的目的
　　研究代位诉讼制度，必须首先明确设定该制度的目的。合同法之所以要设立代位诉讼制度，是因为债务人怠于行使对次债务人债权的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为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特赋予债权人特定的诉权。按照一般的诉权理论，行使诉权的人必须是争议的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即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按照债的相对性原理，债权债务只发生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不能对次债务人主张权利，次债务人也不能对当事人主张该债权。依据上述分析，代位权似乎缺乏理论依据。但如果拘泥于一般的诉权理论和传统的债的相对性理念，不利于保护权利人的利益。案件非直接利害关系人可以为他人的利益提起诉讼，这已有先例，如遗产管理人和破产清算人虽然不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但可以提起诉讼，再如死者的近亲属为保护死者的名誉权可以提起诉讼。因此，在特定情况下应该赋予非直接利害关系人诉权，以保护有关的权益。在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损害了债权人利益的场合，如果不允许债权人为自己的利益代位诉讼，不仅会纵容债务人的恶意行为，使债权人的利益无法得到应有的保护，而且久而久之，会培植不良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商业道德。其次，债权人代位权是债之固有权，是“以行使他人权利为内容的管理权”，[2]是债的保全制度的发展。因此，代位诉讼制度通过将债务人的诉权赋予债权人来体现对债权人的保护，保全债权人的债权，并限制债务人的诉权，让债务人承担必要费用，以示对债务人的惩罚。最后，债务人怠于行使债权侵害债权人的利益，违背了诚信原则，基于诚信原则，应当给予债权人必要的救济。
　　从上述，代位诉权是维持市场经济秩序的客观要求，有比较充分的理论依据。各国设立代位诉权制度的目的也在于赋予债权人必要的救济，以保全其债权。代位诉讼的司法实务应当从该制度的目的出发来操作。当然，对如何保全债权学者们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保全债权应当真正体现对债权的保全，如果债权人不能直接取得保全债权的利益或者一种优先受偿权的话，恐怕会极大地减损债权保全的意义，特别是在债务人资产不良和其债权人为多数时更是如此。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这一解释正是体现了对债权人的真正关怀，对于解决三角债、连环债以及执行难都有现实的积极意义[3]。
　　二、代位诉权与一般诉权
　　诉权是法律所保障的进入诉讼程序以保护自己的权利。世界各国民诉法对诉权均没有限制，对诉权的保障也体现了一种诉讼人权。但对于是否需要对债权人行使代位诉权予以一定的限制，学者们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持肯定意见的人认为，债权人的代位诉权是一种法定的间接诉权，与一般直接诉权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如果允许债权人任意对与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次债务人提起诉讼，使次债务人随意遭受讼累，对次债务人是非常不公平的。因此，债权人提起代位诉讼，必须提供确切证据证明下列事实：债权人对于债务人的债权确实存在，债务人怠于行使对次债务人的债权且对债权人造成了损害，债权人代位行使的权利不专属于债务人的权利。对代位诉讼权进行限制的依据是次债务人与债权人应当得到同等的保护，如果只偏重于对债权人的保护，难免会现对代位诉权的滥用，对与债权人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次债务人是不公平的。持反对意见的人则认为既然同为诉权，就应平等对待，就一般诉权来说也存在滥用的问题，对滥用诉权的制裁已刻不容缓，不应以诉权滥用来限制当事人的诉权，否则将使代位诉权流于形式，这在一般诉权已有前车之鉴。
　　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前一种观点所主张的起诉条件是不符合诉讼逻辑的，这些问题是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应查明的，并且在判决理由或判决中都要做出判断，法院对此进行判断的目的在于明确债权人是否享有代位权，这构成实体审理的一部分。因此将此列为诉权的条件是不合理的，是对诉权的不当限制。限制诉权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告状难”正是限制诉权、不尊重诉权的恶果。
　　三、债权人代位诉讼的诉讼标的
　　对债权人代位诉讼的诉讼标的，学者间有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债权人代位诉讼有两个诉讼标的，一为代位权，即债权人是否享有代位权，另一标的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债权人代位诉讼的标的只有一个，即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认为债权人代位诉讼是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原告，以次债务人为被告，行使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权利。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指向的是次债务人向债务人履行债务，而非向自己履行；其代位权本身并不构成诉讼请求的内容，法院对代位权的判断，仅仅是判断其是否对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享有诉讼实施权，在债权人胜诉时，仅在判决理由中说明，判决主文中即诉讼标的部分只能是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非债权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4]因此，债权人代位诉讼的诉讼标的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传统的代位诉讼制度来说，笔者以为第一种观点较为妥当，理由如下：　　　1、按照传统的诉讼标的理论，诉讼标的为原告起诉所主张的权利义务关系。债权人代位诉讼中债权人的主张我们可以剖析如下：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债权，债务人怠于行使债权且对债权人造成了损害，债权人要求法院确认其代位权;债权人享有代位权，债权人代位要求法院判决次债务人对债务人履行义务。因此，法院不仅对债权人是否享有代位权判断，而且也要对代位权的对象即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判断。2、如果仅仅承认后一判断为诉讼标的的话，那么，在代位诉讼后，就不能以既判力阻止债权人就同一事实再次提起代位诉讼，这显然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3、承认两个诉讼标的，可以直接将债务人纳入诉讼中，即债务人为当然的当事人（被告之一），使其在诉讼中有攻击防御的机会（如就其是否怠于行使债权进行抗辩），从而受既判力约束。将债务人直接纳入代位诉讼，也有利于债权人在诉讼中一并向债务人提出行使代位权所支出的必要费用请求。4、承认两个诉讼标的，有助于理清债权人、债务人和次债务人在诉讼中的关系。对前一个诉讼标的的争议，债务人和次债务人是盟友，可以共同对抗债权人；对后一诉讼标的，如果前一标的债权人胜诉，债权人就担当债务人与次债务人就后一标的进行争议，债务人对后一标的就不能再进行有关诉讼行为，除非对债权人有利。最后，两个标的的意义还在于对债务人所有债权人的公平保护。如果，按照一标的说，在一债权人提起代位诉讼后其他债权人不能再提起代位诉讼，如果其他债权人不能通过参与分配制度实现债权，对其非常不利，难免使代位权因起诉时间先后而有优劣之分。因此，笔者主张代位诉讼有两个诉讼标的。尽管债权人代位诉讼有两个诉讼标的，但这两个标的是有牵连的，前一标的的审理是法院对后一标的进行审理的前提。两者的联系还表现法院应对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作出同一判断上。债务人是否对次债务人享有债权，在前一标的中仅仅是债权人享有代位权的理由之一，但又构成独立的诉讼标的，法院对之应同时审理，同一判断。
　　上述分析对传统的代位诉讼是适用的，但在最高法院作出新规定的情况下，笔者以为这又有所不同：如果债权人的债权已为法院的确定判决所确定，诉讼标的基本适用上述分析，但略有不同；若债权人的债权未经法院判决确定，那么，债权人代位诉讼除包括上述标的外，还应当包括债权人对债务人提起的另一诉，构成两个诉的合并。我们可以把《合同法解释》规定的制度做如下拆分：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提起债权之诉，债权人代位债务人对次债务人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对债务人的申请强制执行程序，债权人代位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申请强制执行程序。《合同法解释》对上述制度的整合简化后，规定次债务人直接向债权人给付，这实质上将代位权最后变成了对次债务人的请求权。从上述分析我们可得知，我国代位诉讼制度是对几个程序的简化处理，是否妥当还有待于商榷。因此，在债权人在其债权未经法院确定判决确定以前提起诉讼的，代位诉讼的标的有三个；如果其债权已确定，那么诉讼标的有两个。这么认识也有助于诉讼费用的收缴，防止债权人逃避交纳应交的诉讼费用。下面在再探讨几个具体问题。
　　（一）、债权人的诉讼请求
　　有人认为债权人可请求次债务人对自己直接履行，这更加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和保全债权的目的，否则，债权人辛辛苦苦一场得来的财产仍然为债务人的财产，成为债务人对其所有债权人的的债权共同财产担保，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因此主张代位诉讼可以请求次债务人直接向自己履行义务。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法律设置代位诉讼制度的目的在于保全债权人的债权，而非实际实现其对债务人的债权，因此，债权人只能以自己的名义请求法院判决次债务人向债务人履行债务，而不能要求直接向自己履行，这也决定了代位诉讼的诉讼标的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如果债权人因为代位诉讼而直接取得行使代位权的利益的话，就违背了债的相对性规则和债权的平等原则，也突破了债权的性质，将债权转化为一种物权。[5]
　　（二）在代位诉讼系属中债务人能否自行起诉
　　一种观点认为前后诉不存在一事不再理问题，两诉可以并存，如果判决结果不同的话，债权人可以选择对债务人有利的判决对次债务人主张效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两诉当事人、诉讼标的都相同，法院应以重复起诉为由不予受理，再者，如果允许两诉并存，将使次债务人因同一纠纷受两次诉讼折磨，对次债务人是不公平的，假如次债务人两诉均败诉的话，还要承担两次诉讼费用，而债权人可以选择有利判决，相比之下更显不公，与诉讼经济和防止矛盾裁判原则相矛盾。笔者基本赞同第二种观点。既然债务人的诉权已由债权人行使，债务人没有理由再行使诉权，尽管其诉权是直接诉权。债务人的诉权由债权人行使也是对债务人怠于行使债权的惩罚。同时，根据诉讼标的理论和一事不再理原则，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确定或者争议正在系属中，一般不应允许债务人自行起诉。但如果债务人自行在别的法院起诉，且次债务人也未进行抗辩，次债务人可以违背一事不再理否认后诉的效力，但对此造成损失（如诉讼费用等）应自行负担。但如果债务人就代位诉讼之外的债权另行起诉，由于法律并未规定这部分诉权也转移与债权人，那么，就不受一事不再理的限制，该部分诉权仍由债务人行使。
　　（三）代位诉讼确定判决的既判力的主观范围
　　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是指既判力及于哪些人。代位诉讼的确定判决的效力是否及于债务人，学者们有不同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效力不及于债务人，因为债务人并非诉讼当事人，基于判决的相对性原理，判决只对债权人和次债务人生效，不能拘束债务人。第二种观点则持肯定说，认为既然债权人代位债务人进行诉讼，债权人仅为形式上的当事人，债务人为实质上的当事人，判决效力不仅及于债权人和次债务人，还应及于债务人，否则代位诉讼就无实际意义。第三种观点持有限肯定说，认为债权人在胜诉时判决效力才及于债务人，因为如果债务人不知道债权人代位诉讼，因债权人未主张或举证而败诉，对债务人是不公平的。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其理由如下：１、当事人是否相同，应以实质为准，不能完全根据形式判断。例如，非法人的其他组织为诉讼当事人时，判决效力当然及于对其负责的组织，不能以该组织未参加诉讼为由否认判决的效力。因此，即使债务人不为代位诉讼的程序当事人，也应受既判力约束。２、前已述及，代位诉讼的诉讼标的之一为债务人和次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代位诉讼的直接结果也应归属于债务人。３、代位诉讼起因于债务人怠于行使债权，代位诉权是对债务人的惩罚。[6]
　　四、债务人在诉讼中的地位
　　债务人是否为被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还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呢？有学者主张债务人为代位诉讼的被告，认为代位诉讼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债权而起，债务人与此有过错，债权人提起代位诉讼有将债务人列为被告的理由，同时诉讼费用的承担也需要将债务人作为被告同案处理。但也有学者认为，由于代位诉讼是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代为债务人行使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债务人为实际上的当事人，债权人仅为形式上的当事人，因此，债务人没有必要与次债务人一起成为被告。此外，还有人认为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人认为是有独立请求权的次债务。[7]笔者认为，债务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处于被告的地位，理由如下：1、债权人是否享有代位权，取决于债务人是否怠于行使债权，这一事实的查明必须有债务人参与，债务人也有权对此进行抗辩，在这一点上债权人与债务人是对立的，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显然是原被告之间的关系。2、债务人就其对次债务人的债权也有权进行攻击防御，但这种攻击防御要受制于债权人，对债权人有利的诉讼行为才能有效，这一尴尬的地位不能是原告的地位，而是起因于其过错而在诉讼中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这一地位表现在其虽然为权利人，但其权利却在诉讼中受到限制。这一地位虽类似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由于债务人既与原告对立，又与被告对立，在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中是实质的当事人，这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不同的。3、如果不将其定位为被告，容易使债务人的地位不确定。在债务人不被列为被告的情况下，债务人可能成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既不同意原告的意见，也不同意被告的意见，以原告和被告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而参加到本诉中来。在诉讼中债务人可能既不同意原告的意见，也不同意被告的意见，这样债务人就可以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次债务人参加诉讼。在债务人不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时，债务人又可能成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这种不确定的地位不仅容易造成混乱，使法官无所适从，而且无法赋予债务人优厚的程序保障。由于代位权诉讼不仅剥夺债务人的诉权，这对债务人的实体权利有直接影响，而且按照《合同法解释》，债权人在代位诉讼中可以越过债务人直接实现债权，这对债务人的权利影响之大，仅靠一从属性的第三人地位是不够的。同时，案情的查明，债权人与次债务人恶意串通的防止，也都客观上应赋予债务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这也是第三人制度所无法作到的（有学者提出将债务人列为必须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或者由法院书面告知债务人，以赋予其应有程序保障，[8]正是考虑到了对债务人的程序保障）。无论如何，《合同法解释》下的代位诉讼判决的正当性，程序之易操作性，要求债务人地位的恒定化，客观上要求债务人在诉讼中处于被告的地位，这也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三中的（二）、 （三）项。
　　五、代位诉讼的必要费用应由谁承担
　　根据诉讼费用应由败诉方承担的原则，必要费用不应当包括诉讼费用，这并无争议。必要费用应当为债权人为代位诉讼而多支出的费用，但不包括债权人对债务人提起诉讼而支出的费用（和代位诉讼一并提起时亦如此），具体包括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支付的律师费用以及误工费、差旅费等。那么这些费用应由何人承担呢？这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债权人胜诉和债权人败诉。在债权人胜诉的情况下，债权人代位行使诉权有理由，其为诉讼支出的必要费用，应当由债务人承担，因为诉讼是因为债务人怠于行使债权所引起，债务人具有过错，其理所当然地应负担这些费用。在债权人败诉时，由于其提起诉讼无正当根据，因此支出的费用应自负，不应当转嫁到债务人的头上。这些必要费用在有其他债权人参与分配时，应优先从实现的债权中拨付。


　　注释：
　　[1]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页
　　[2]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2000年版，第463页。。
　　[3]韩林成、张伟：《论债权人的代位权》，载《政法论丛》2000年第一期。
　　[4]杨建华著：《民事诉讼法问题研析（三）》，台湾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363页。
　　[5]王利明　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0页
　　[6]即使债务人不是作为被告参加诉讼，也应当受既判力拘束，上述理由已十分充分。从既判力的角度出发，债务人为既判力所拘束，也决定了债务人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是比较合适的。
　　[7]参见戚兆波：《谈代位权诉讼主体》。
　　[8]参见赵钢、刘学在：《论代位权诉讼》，载于《法学研究》2000年第六期。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吉林省白山市人民政府


白山市林蛙养殖经营管理暂行规定
白山政令[1997]6号


白山市人民政府令 第６号 　　《白山市林蛙养殖经营管理暂行规定》已经1997年７月10日市政府第2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市 长 王 纯 　　　　　　　　　　　

一九九七年七月十六日

白山市林蛙养殖经营管理暂行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林蛙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和管理，促进林蛙养殖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吉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保护发展林蛙资源的布告》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我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林蛙养殖业的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林蛙养殖应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及“治山有权、管山有责、包山有利、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确保林蛙养殖业生产经营的健康发展。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林蛙养殖管理工作的领导，对本行政区域内封沟养蛙进行全面踏察、科学布局和规划；各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参与，提供服务。　　第五条　市特产局是全市林蛙养殖生产经营的行业主管部门。　　各县(市)、区特产局是本行政区域内林蛙养殖生产经营的行业主管部门。　　各级林业、工商、公安、税务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加强对林蛙养殖生产经营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林蛙养殖审批程序 　　第六条　凡从事林蛙养殖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执行国家非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以下简称《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制度， 并按照下列程序办理有关审批手续：　　（一）凡适宜林蛙养殖的林地区域（包括国有林地和集体林地），必须以行政区域为界限，由乡（镇）人民政府实行统一规划。凡需从事林蛙养殖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均应按照统一规划，与林权所有单位协商并签订承包合同，确定承包面积、生产规模和承包期限。　　（二）凡需从事林蛙养殖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以书面的形式提出申请并附具体林蛙养殖生产经营的综合立体开发规划，经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和林权所有单位同意，报经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与特产局共同核准后，由市林业局或其委托的同级有关部门批准，并予以核发《驯养繁殖许可证》。　　（三）在省直林业企业所辖林地区域内从事林蛙养殖生产经营的，须经县级人民政府提出建议，林权所有的省直林业企业审核同意，市特产局签属意见后，由市林业局或其委托的同级有关部门批准，并予以核发《驯养繁殖许可证》。　　（四）从事林蛙养殖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须领取《驯养繁殖许可证》并凭《驯养繁殖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林蛙养殖生产经营活动。　　（五）对已从事林蛙养殖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有关部门应当予以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并按照本条的规定重新理顺关系，限期完善手续。　　（六）从事林蛙养殖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行业主管部门的业务技术知识培训，不断提高养殖技术和管理知识水平。　　第七条　各级特产、林业、工商、公安、税务等部门，应当依法加强检查和管理，定期查验有关证件等手续，严禁违法生产经营活动。　　第八条　各级林蛙养殖生产经营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林蛙养殖生产经营的监督、检查和指导，保证林蛙养殖业的依法、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严禁封沟占地不养蛙等浪费资源现象的发生。 第三章　林蛙养殖的生产与经营 　　第九条　从事林蛙养殖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依据林蛙养殖生产经营的综合立体开发规划按期投资，因地制宜地充分利用资源，实现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步增长。　　第十条　各县（市）、区应当统一建立种蛙繁育基地，保证中国林蛙纯度和蛙群质量，为林蛙养殖提供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种源。　　第十一条　各级政府应当重视林蛙产品的精深加工，责成林蛙养殖生产经营行业主管部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并负责筹建林蛙系列产品综合加工企业，支持和鼓励生产经营高附加值的产品。　　第十二条　对持有《驯养繁殖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林蛙养殖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由所在地的县及县级以上特产部门会同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办理《销售证》和《运输证》。 第四章 承包形式及期限 　　第十三条　林蛙养殖生产经营可以采取国有、集体、个体及股份制、合资（独资）经营或者公司（厂、场）带农户等承包生产经营形式，充分利用资源。　　对从事个体林蛙养殖的，应当根据其技术、资金、人力、物力、管理水平等具体条件，严格审批。　　第十四条　各县（市）、区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承包期限，但最低不得少于６年。　　第十五条　承包生产经营合同签订后，可以继承、转让或者租赁，但必须经发包方同意。　　林蛙养殖生产经营承包合同未经发包方同意的，不得实施继承、转让或者租赁。 第五章　税费政策 　　第十六条　林蛙养殖生产经营，应当在签订承包合同时，由承包方向发包方一次性缴纳承包费。　　承包费的数额，可由发、承包双方参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协商确定。 承包期届满需续签或者改签承包合同的，须由承包方向发包方再行一次性缴纳承包费。　　第十七条　按照扶持和鼓励林蛙养殖生产经营发展的政策原则，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向国家缴纳的各种税费，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内（建设期）全额免缴；第四年按应缴税费总额的30%缴纳； 第五年按应缴税费总额的60%缴纳;自第六年起所有税费足额缴纳。　　经发包方同意后承包方实施林蛙养殖生产经营的继承、转让或者租赁的，其各种税费的缴纳，按前款规定执行；计算时间，统一按初始承包合同的签订之日起至满五年时止，自第六年起足额缴纳各种税费。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对林蛙养殖生产经营，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加强技术培训和指导，推广应用实用新技术，不断研究和开发系列产品。　　各级林业行政部门应当对林蛙的保护和增殖进行科学、有效的监督管理，依法保护林蛙资源。　　第十九条　自林蛙养殖生产经营合同签订之日起，承包方必须对规定的林蛙养殖区域充分行使管护权，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侵犯。　　林蛙养殖生产经营合同的发包方，应当按照签订合同的规定事项对承包方的履约情况实施监督和指导，促进资源保护，保障经济效益的增长。　　第二十条　从事林蛙养殖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养殖繁育为名乱捕滥捉林蛙；不得将三龄以下幼蛙作为商品上市出售；不得在承包期届满时进行灭绝性的林蛙捕捉。　　第二十一条　从事林蛙养殖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切实加强和搞好护林防火、水土保持、林政管理、环境保护等综合性工作。　　第二十二条　对国家需要征占用林蛙养殖生产经营区域（如开采矿山、林木采伐、修建公路和铁路、电站等）的，林蛙养殖生产经营的发、承包双方必须服从大局需要，无条件终止承包合同，承包方须无偿撤出承包区域。　　因国家征占用林蛙养殖生产经营区域所遗留的问题，可以由发、承包双方协商解决，也可以由发、承包双方提请所在地的县级林蛙养殖生产经营行业主管部门裁决解决；发、承包双方发生合同纠纷时，可以向白山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承包合同纠纷除外），但在签订的承包合同中须有明确的条款约定。　　第二十三条　从事林蛙养殖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违反本规定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吉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对未取得《驯养繁殖许可证》从事林蛙养殖生产经营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处以1 000元以下的罚款,并限期补办《驯养繁殖许可证》。　　（二）对未办理注册登记和领取《营业执照》从事林蛙养殖生产经营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　　（三）对伪造、倒卖、转让《驯养繁殖许可证》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处以3 000 元以下的罚款；对构成犯罪的，交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对乱捕滥捉、灭绝性捕捉林蛙的，由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猎获实物价值５倍以下的罚款。　　　（五）对将三龄以下幼蛙作为商品上市出售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没收实物 ，吊销 《营业执照》，并移交同级林业主管部门按法定程序吊销《驯养繁殖许可证》，发包方应当就此承包方的违约责任终止承包合同。　　第二十四条　从事林蛙养殖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未按合同规定修建养殖设施和落实综合立体发展规划的或者经行业主管部门技术监测不合格的，由县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处理意见报同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法定程序注销《驯养繁殖许可证》，并报同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销《营业执照》，发包方应当按承包违约终止承包合同。　　第二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罚，对构成犯罪的，交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阻碍野生动物保护行政管理人员和行业主管部门依法执行职务的。　　（二）偷窃、哄抢或故意损坏野生动物保护仪器设备或者设施的。　　（三）偷窃、哄抢、抢夺合法生产经营养殖的林蛙及其产品的。　　第二十六条　野生动物保护行政管理人员和行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营私舞弊，包庇、纵容、指使他人违反本规定的，由其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或者同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规没收的实物，按照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由市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