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反思与批判的法理学
——以法哲学视角评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田景仲
[内容摘要] 邓正来先生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是对中国法学现状的反思与批判。本文立足于法哲学之理念、逻辑起点、价值与研究路径视角，对先生此文进行了粗浅地解读，意在导向中国法理学界向着反思与批判的国度迈进。
[关 键 词] 反思；批判；法理学；法哲学视角；中国法学
我认为，不知道目的地，选择走哪条路或确定如何走某条路都是无甚意义；然而，不知道目的地的性质，无论选择哪条路还是确定如何走某条路，却都有可能把我们引向深渊。[1]
——邓正来
引 言
对于一个问题的解答，通常有两种方式，其一是直接给出问题的答案；其二是找出引发问题的根据，从缘由中寻找出路。邓正来先生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正是采取了第二种途径，即为中国法学缺失理想图景寻求原因。在笔者看来，这一做法对于深刻洞见问题本身颇有助益。
诚如作者所言，“这本小书是对中国法学——严格上是指中国法律哲学——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结构中的使命所做的一项前提性研究，更宽泛地讲，乃是对这种世界结构中的中国“身份”和未来命运的一种学术关注。” [2]
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中，邓先生对中国法学在1978至2004年这26年中的发展进行了“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对支配此一法学时代的四种“现代化范式”，即以张文显为代表的“权利本位论”，以部门法论者为主力的“法条主义论”，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和苏力的“本土资源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和追究，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律发展，提供一幅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进而无力引领中国法律朝向一种可欲的方向发展，实是因为中国法学深受着一种所谓的西文‘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与此同时，这些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由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中国法学总体的‘范式’危机。因此，作者认为，必须结束这个受‘现代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并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3]
笔者以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以中国法学是以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律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学理想图景”为根本问题的。是以两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即中国法学因缺失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而导致的“整体性”范式危机，以及中国法学作为知识系统在当下中国发展过程的变异结构中所具有的一种为人们所忽略的扭曲性的或固化性的支配力量(亦即邓先生所谓的“正当性赋予”力量)为进路的，进而展开了作者探寻理想图景的学术努力。
以下是笔者试着从法哲学的理念、逻辑起点、价值和研究路径四个视角来对先生之文所作出的浅陋的分析与感悟。
一 理念——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一、法的理念
“法哲学这门科学是以法的理念，即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为对象。”[4]在黑格尔看来，任何事物都是由客观精神的某种特定部分即概念为其实体，并经过这一实体的现实化即定在而形成的。在此过程中，概念及其定在的现实化统一，即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理念。法的理念是法的概念及其定在的统一，并形成了法哲学的研究对象。
二、理念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我们知道，概念是对事物的抽象，而理念则是对抽象的抽象，即抽象的深化。它包含着概念用其实存两个方面，就像灵魂与肉体合二为人一样。在这里，身体是具体，而灵魂则是抽象。
先生此文以其犀利的行文，深刻地批判给予法学界乃至学术界以前所未有的震撼，这种力量的背后，严然有一种强大的理念性支撑。这就是先生在反思与批判26年中国法学的基础上而洞识出的一种理念性可欲图景——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性命题，而是有着完全现实定在可能性的实存图景，当然这里的“理念”笔者作出了一种超越性的理解。
在先生看来，中国法学在过去的26年中，一直深受着一种先生所谓的西文“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律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致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并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故此，作为具有保证法律“具有善的品格”能力的法律哲学，在当前历史背景中，其必须对一些问题进行追问[5]。
但是，正如许多读者都予以质疑并指出的那样，先生给这一“理想图景”没有明确的界定，就连笔者自己开始接触时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先生在本书结语部分自己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是这样认为的，“把‘理想图景’ 引入 对中国法学的反思和前瞻，意味着我试图在中国法学的领域中，甚或在中国社会科学的领域中，把那个被遮蔽的、被无视的、被忽略的关于中国人究竟应当生活在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之中这个重大的问题开放出来，使它彻底地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并且‘命令’（command）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思考和发言，而绝不能沦为只信奉‘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之权威的‘不思’的一大堆。再者，这进一步意味着我们既不能简单地、‘不思’地生活在‘西方法律理想图景’之中，也同样不能简单地、‘不思’地生活在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性质为何的社会秩序之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每一个中国法学论者而言，甚至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开始对‘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进行思考和追究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一个新法学时代的来临，至少是一个开始思考和追究我们自己的根本生活状态之正当性的时代的来临。”[6]
二 逻辑起点——主体性中国
一、逻辑起点
在法哲学领域里，逻辑起点所谓基石或基石性范畴，“任何一种成熟的理论体系，都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基石，而理论基石的主要表现形态就是基石范畴，基石范畴是一定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体现，因而它是一种理论体系区别于其他理论体系的标志。”[7]，它应当是从最抽象，最简单而又包含以后在发展中各要素关系或者概念开始的。同时又必须与历史上最先出现的和存在的相符合。逻辑起点的完整成立须通过以下两条路径来实现：第一，感性的具体。即由完整的表象升华为抽象，换句话说就是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第二，理性的具体。即从抽象的规定出发，在思维形成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二、 逻辑起点与主体性中国
笔者以为，相对于黑格尔把“占有”视为法的逻辑起点和张文显教授将“权利”视为法的逻辑起点”，先生一文的逻辑起点则是“主体性中国”的自我追问和探求。不管是先生对过去20多年来中国法学的批判，还是对“理想图景”的可欲性设定，都是以此为基础来展开的。
先生曾不止一次提起这样一个问题，即处于急剧转型中的中国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律秩序，或言中国人究竟应当生活在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之中。据此可这样认为，中国法学摆脱“现代化范式”支配的过程，也就成为中国法学为中国法律提供正当性论证，同时探寻自身发展的自治性道路。
先生曾在文中以中国加入WTO前后为例来说明“主权性中国”与“主体性中国”的差别所在。在整个世界结构中，只有在成为“主体性中国”的前提下，才能参与到世界游戏当中，也才有了主体性的地位，否则将永远摆脱不了受歧视的地位。拥有主权并不代表着拥有主体性的地位。我想，先生正是由于有着作为一名中国公民的主体性、主人翁性的自我定位，才导致这这种探索的开始。职是之故，这种对“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一理念的追求，恰是以“主体性中国”为其逻辑起点的。
三 价值——中国法学的人性关怀
一、 法价值
我们说价值是指客体与主体人之间的特定的需要与满足的关系，它由主体、客体与实践三要素组成。相比较而言，法价值则体现了主体的人和人的结合(诸如家庭、组织团体等)和客体的法之间的要求与满足。并通过以下三环节来实现，即主体对法的要求，法对主体要求的满足以及主客体之间的连接即实践三环节。在这里，需求是法价值存在的前提，而满足则是法存在的基础。
二、 价值与中国法学的人性关怀
上述表明，人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体系中处于核心的地位，没有了人的因素，则价值将是子虚乌有，空中楼阁。甚言之，法的价值一定要以体现人性为自己的责任担当。
先生在文中以“消费者权利”的个案分析来阐述中国法学研究中“中国”的缺失，其中在笔者看来凸现出了人性关怀的光芒。这种人性的价值关怀又是在先生一系列建构于现实之中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简而言之，在‘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下，中国法学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宏大的宪政、民主和法治，而不太可能是与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的地方政府的品格和司法的品质；中国法学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中国‘都市化’浪潮中的城市居民的利益或中国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而生成的各种新型权利，而不太可能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结构’和‘世界结构’下的广大中国农民或贫困者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切实权利；中国法学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大写’的人权，而不太可能是我所谓的‘活的’、日常的、无时不刻都关乎到人之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具体人权；中国法学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西方式的‘陌生人社会’预设下对法律的配置和普遍运用，而不太可能是中国‘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同时共存的情形下所导致的更为复杂的问题；中国法学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法律体系的逻辑和注释，而不太可能是赋予这种逻辑或注释以生命力的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所经验的现实且具体的生活。”[8]
四 研究路径——反思与批判的法理学
一、 研究路径
法哲学是一门充满着思辨与理性的科学，是对事物最终极的、最本质的认识和揭示。它通常表现为对法的本原、本体及本质的追问，附以价值、理念等层面上的探求。
重庆市酒类商品管理条例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重庆市酒类商品管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９日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对《重庆市酒类商品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五条改为“酒类商品生产实行许可证制度；酒类商品销售实行备案制度。”
二、第七条第二款“酒类生产许可证”改为“酒类商品生产许可证”。
三、删去第八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四、第十四条改为“从事酒类商品销售应当向所在地的区县（自治县、市）酒类商品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备案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五、第二十一条改为“酒类商品经营者应当销售取得酒类商品生产资格的生产者生产的酒类商品。”
六、删去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中的“销售”二字。
七、第二十九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下列行为，由酒类商品行政管理部门给予处罚：
（一）无酒类商品生产许可证生产酒类商品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生产的酒类商品、生产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二）不按规定时限办理酒类商品生产许可证审核的，视为无证生产，按本条第（一）项的规定处罚；
（三）伪造、涂改、转借、出售、出租酒类商品生产许可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吊销酒类商品生产许可证，可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八、增加一条，规定“酒类商品经营者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类商品，违者处警告或五十元罚款。”
九、删去第三十六条。
十、将条例中的“区、县（市）”改为“区县（自治县、市）。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重庆市酒类商品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后，重新公布。
重庆市酒类商品管理条例
（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９日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根据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９日重庆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重庆市酒类商品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酒类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管理，保护酒类商品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酒类商品，包括白酒、啤酒、黄酒、果酒、滋补酒、食用酒精以及其他含有乙醇的饮料。
第三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酒类商品生产、销售的单位或个人，以及对酒类商品生产、销售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的行政机关，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市酒类商品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市酒类商品生产、销售的监督管理。
区县（自治县、市）酒类商品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酒类商品生产、销售的监督管理。
工商、技术监督、卫生、物价、公安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依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做好本市酒类商品生产、销售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酒类商品生产实行许可证制度；酒类商品销售实行备案制度。
第二章 酒类商品的生产
第六条 从事酒类商品生产的单位或个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一定生产规模以及相适应的生产场地、注册资本及生产设备；
（二）具有保证产品质量的工艺条件，计量、检测手段，以及符合要求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具有健全的安全生产制度和安全防护措施；
（四）符合卫生、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
（五）法律、法规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从事酒类商品生产的单位或个人，申领酒类商品生产许可证，应当向所在地区县（自治县、市）酒类商品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区县（自治县、市）酒类商品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七日内提出初审意见，并报市酒类商品行政管理部门，市酒类商品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书及相应文件后，对申请者的条件进行审查，并在二十日内办结。符合条件的，发给酒类商品生产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书面说明理由。
市酒类商品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委托区县（自治县、市）酒类商品行政管理部门颁发酒类商品生产许可证。国家对酒类商品生产许可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条 禁止伪造、涂改、转借、出租、出售酒类商品生产许可证。
第九条 从事酒类商品生产的单位或个人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产品的质量进行严格管理。禁止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进入市场。
第十条 加工改制液态白酒，必须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食用酒精，理化、卫生指标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液态白酒质量标准。
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向酒类生产单位或个人销售合成酒精、工业酒精、甲醇。
第十一条 酒类商品的装载容器、包装及其标识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十二条 生产酒类商品，禁止下列行为：
（一）使用合成酒精、工业酒精、甲醇和其他有害人体健康的添加剂生产酒类产品；
（二）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三）伪造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
（四）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
（五）伪造他人注册商品标识或者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及包装。
第三章 酒类商品的销售
第十三条 从事酒类商品销售应当向所在地的区县（自治县、市）酒类商品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备案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十四条 从事酒类商品批发的单位或个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规定的注册资金；
（二）经营场所及设施符合卫生和消防要求；
（三）有熟悉酒类知识的专业人员和健全的管理制度；
（四）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从事进口酒批发的，应有识别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标志的手段。
第十五条 从事酒类商品零售的单位或个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工商营业执照；
（二）有熟悉酒类知识的从业人员；
（三）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六条 酒类商品经营者应当销售取得酒类商品生产资格的生产者的生产的酒类商品。
第十七条 销售散装白酒必须标明产地、厂名、品名、原料、酒精度，盛装容器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第十八条 销售酒类商品，禁止下列行为：
（一）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商品；
（二）伪造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
（三）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志等质量标志；
（四）销售过期、变质的商品；
（五）伪造他人注册商品标识或者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及包装。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 酒类商品生产许可证，实行年审制度。
从事酒类商品生产的单位或个人变更名称、地址、经营范围，以及合并、分立、终止，应当到原颁证部门办理变更或注销手续。
第二十条 酒类商品行政管理部门及有关执法部门的执法人员查处酒类违法案件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并可以按照规定程序抽取样品，询问当事人和有关人员，查阅帐册等有关资料。对需要抽取的样品和暂时扣留的物品或资料，应当向当事人出具有效凭据。
从事酒类商品生产、销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检查，如实提供情况，不得拒绝、阻碍执法人员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一条 市和区县（自治县、市）酒类商品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配合技术监督、工商、卫生以及有关主管部门，对酒类商品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检测工作。
第二十二条 酒类商品管理执法人员负有保守被检查者的商业、技术秘密的义务。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酒类商品生产、销售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下列行为，由酒类商品行政管理部门给予处罚：
（一）无酒类商品生产许可证生产酒类商品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生产的酒类商品、生产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二）不按规定时限办理酒类商品生产许可证审核的，视为无证生产，按本条第（一）项的规定处罚；
（三）伪造、涂改、转借、出售、出租酒类商品生产许可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吊销酒类商品生产许可证，可并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酒类商品的，由酒类商品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吊销酒类许可证；没收违法酒类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违法所得的一倍至五倍的罚款；无违法所得或违法所得无法计算的，处以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使用合成酒精、工业酒精等非食用酒精、甲醇或其他有害人体健康的添加剂加工改制液态白酒的，除按照前款处罚款外，还应依法追究行为人的责任。
对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违法行为，工商、技术监督等行政管理部门有权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但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得重复处罚。
第二十六条 酒类商品经营者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类商品，违者处警告或五十元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的，由酒类商品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对酒类商品行政管理部门不予颁发酒类商品生产许可证的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又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九条 依照本条例所实施的罚款和没收财物的管理，按《重庆市罚款和没收财物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酒类商品行政管理部门和有关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泄露管理当事人的商业、技术秘密的，由有关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给予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酒类商品生产许可证由市酒类商品行政管理部门统一印制，其工本费按市物价局、财政局核定的标准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９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